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关闭本页] 来源:北京文艺报      作者:作者:陈晓明 发布时间:2009-12-24

    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为什么说要有中国的立场?多年来,我对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本土化,用中国方法做中国的学问等说法,深表怀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又不得不有所反省。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前苏联的榜样。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的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自必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其实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 要一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
    如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起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紧张关系,借助政治之力,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 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这一紧张关系也达 到极限,二者要产生更大的裂缝。这是外部的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下,历史实际表明,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的非透明性语言特征,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的指控。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的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经验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 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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