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视剧美从何来?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作者:彭俐 发布时间:2009-06-04

    简单地说,一首诗的美,源于意境;一幅画的美,来自色彩;一支歌的美,依靠旋律;那么,谁能告诉我一部电视剧美从何来?
    各种形式的艺术,如建筑、雕塑、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都可以纳入美学范畴来研究,那么作为“第九艺术”的电视剧具有怎样的美学原则?
    不曾被美学理论所细致梳理、研究、概括的艺术,是粗糙的艺术,蒙昧的艺术,未开化的艺术,就好比一个做学问的人尚未登堂入室,难以被学问家看重。而电视剧艺术就面临着“丛林猿人”一般的原始状态,因为我们看不到,像论述古老戏剧美学的著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看不到像阐述文学美学的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和王国维《人间词话》,看不到像讲述电影美学专著——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那样的电视剧美学名著……而没有自己世所公认的、权威的、普遍效法的美学著作,就没有可能在大的范围提升该项艺术的水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准绳,瓦匠就无法施工。
    由此说来,尝试着探讨电视剧艺术美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电视剧的近邻是小说、戏剧和电影。作为现代大众化视听艺术,它又是综合艺术的典型。于是,我们可以在美学范畴做一个横向比较。
    先说小说。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史密斯(1823-1910),曾于1871年司各脱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小说写作的七盏明灯》。正是在《明灯》一文发表一百多年后,小说艺术登上大雅之堂,开始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出洪钟大吕的声音。文中提到,“请想一想,现在的小说家有多大的影响力,而其中有些人是怎样利用这种影响力的!想想有多少人除了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再仔细看看他们读的小说内容!我曾看见一个年轻人的全部藏书是三、四十本平装书,都是些精神毒品。有一天,我在英国浏览过三个车站书亭,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书亭里的书是指名作者的小说。那是一堆堆无名作家粗制滥造的糟粕,封面是低下、花花绿绿的木刻画。画面上的内容无疑在书里应有尽有。每天用这种精神食粮添塞,喂养出来的民族心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在此集会纪念的这位天才,我以为他所发出的火焰比任何人都更纯净、更明亮,更适合用于点燃那照亮小说写作道路的明灯。司各脱不喜欢道德说教。赞美上天,他没有那样做。他没有把道德目标摆在自己前面,也没有规定道德条规。但他那勇敢、纯洁,真诚的心就是心灵自身的准绳。”
    如果将上一段文中的“小说家”改成“电视剧作者(即编剧和导演)”,再将“小说”改成“电视剧”,那么结果会是多么惊人的一致。小说在古代诞生初期和现代社会的电视剧非常相象,都是通俗的市井文化和市民艺术,但随着小说艺术向着它自身的高级阶段发展,它本身的艺术含量、思想含量和精神含量都大幅度的提升,从而成为可与音乐、绘画比肩的高层次艺术品种,因创作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各国作家大有人在。而在这一进程中,文学批评家的美学追求与高标,无疑起到引擎的作用。例如下面要说的“七盏明灯”。
    “第一是现实之灯。小说家必须忠实地研究人类的本性,以此作为他写作的基础。……因为有些作家,包括有些巡回图书馆最熟悉的作家,虽然在他们的作品里写了那些东西,但他们都很可以白天整天躺在床上,晚上起来用绿茶刺激写作。他们大概把这称为创造艺术吧。是的,创造得过了头了。司各脱可不是这样做的,他所勾画的人类本性,都是他从各个柔和而简朴的侧面亲眼看到的。他观察平民、牧羊人、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边境居民、岛上居民,从他们中看到人类的天性。他和人类的天性有密切接触。与人相处时,他带来欢乐,赢得人心,好象身上有灵符法宝,使人类的天性向他开放。他用明亮的眼光和包容一切的心胸对人类的天性进行透彻的探究。如果写的背景是过去的时代,他就实实在在地钻研历史…
    第二是理想之灯。小说家的素材必须真实,必须通过他对人类亲身的体察收集得来。然而这些素材又必须经过想象的冶炼,变得理想化。……自然,这种理想化的能力是一种伟大的天赋。荷马、莎士比亚、华特•司各脱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天赋才异于常人。他的人物充满了自然。但这是普通天性的自然。因此,这些人物在普天下人们的心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并能永远保持这个地位。
    第三是公正之灯,小说家必须以无偏私无成见的眼光看待人类。他必须和历史学家一样怀有最深厚的同情心,不受宗派情绪的影响。不论任何地方,他必须在邪恶中看到善良,在是善良中看到邪恶。如果他没有一颗公正的心,他就做不到这一点。
    第四是忘我之灯。强调个人比偏私还要低级。……然而小说家却往往把个人的虚荣心、好恶和狂热放到小说里去,贬低了小说的价值。……司各脱不仅不强调个人,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会这样。我们无法想象他会沉湎于自我中心或非非之想或党派之争,以致贬低他的艺术。
    第五是纯洁之灯。……不洁的小说已经给世界带来不幸,还将带来更大的不幸。司各脱的纯洁,不是修道院式与世隔绝的天真无邪和未经世事的纯洁,而是一个堂堂男子的纯洁;他见过世面,与世人相处,认得清善与恶。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正派人,他憎恶丑恶,也教导我们憎恶丑恶。
    第六是人性之灯……司各脱绝不描写流血和淫秽的东西。他不会让这些东西玷污他那高洁的篇幅。……司各脱知道,除了为表现人类的英雄主义,或展开一个人物性格,或唤醒某种高尚而无害的感情之外,一个小说家无权将恐怖血腥的场面展示给读者。窘于没有天资和写作技巧知识的小说家,才不得不用恐怖情节来蹂躏人性。
    第七是高尚之灯。让小说的作者向我们描写有关人类的一切吧。给我们写人类的喜剧,也给我们写人类的悲剧,给我们写人类崇高的一面,也给我们写人类荒唐可笑的一面。但是,请他们一定不要降低人物的情操,也不要降低生命的目标。……司各脱和莎士比亚一样,不管他的小说的线索把他引向何处,他永远在他和我们面前树立他所熟知的典范,那就是一个高尚正派的人的典范。假如有人说这样对小说的限制太窄,我就要回答说,在这限制的范围里,有足够广阔之地容纳世人所曾欣赏的最崇高的悲剧、最深沉的哀伤、最开怀的幽默、最多样的各种人物和最动人的情节……”
    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之美,尤其是其艺术内涵之美、艺术的灵魂之美,都可以通过这“七盏明灯”来透视。
    对比来说,小说美学就像一座摩天大厦,不仅巍然耸立,且富丽堂皇,其俯瞰人寰的气势逼人。而电视剧美学呢?它就好比是用泥土坯盖的简易房屋,建筑材料低劣,施工手段落后,且经不住风风雨雨。
    再看戏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可以说是戏剧美学的奠基之作,被称为西方戏剧界的《圣经》,探讨了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戏剧艺术功用、情节组合的规律等。不仅给悲剧和喜剧下了定义,还特别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如关于悲剧的戏剧情节,他说到,要表现有缺陷或过失的好人由顺遂到逆境的过程。他提到的美学观点有:优秀作品既要风雅,又不能晦涩;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戏剧因该实现严肃诗歌的功效或目的,艺术应该对现实有所提炼。关于戏剧模仿的理论,他说:“吾人之状人,亦必优于实际之人,或劣于实际之人。”后来的黑格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他在《美学》一书所阐述的艺术包括戏剧的美学原则,就是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理性内容。而他给美和艺术所下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从莱辛的《汉堡剧评》,到《布莱希特论戏剧》,可以说有关戏剧美学的书籍汗牛充栋。而布莱希特“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概念的确立,也使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情感共鸣之说”、“净化心灵之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布莱希特认为,“情感共鸣”源于人类思辩能力有限,改造客观世界能量不足,有蒙昧特征,愚昧嫌疑。他说:“我们只能与胸前悬挂着命运星宿的人产生感情共鸣,那种人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因此,反叛“情感共鸣”,就是倡导“多向思维”。布莱希特创造的“陌生化效果”即“间离效果”一说,实质上,是希望现代观众,“能持一种间离的审视、批判立场”。简言之,戏剧的美学理论经过异常丰富的戏剧实践而向纵深发展,可谓姿态万千,风情万种,现实主义戏剧、理想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自然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戏剧等等,各有各的美学倾向和偏好,非小小文章所能尽述。
    比较而言,戏剧美学犹如枝干遒劲、阅尽人间沧桑的上千年的银杏古树,而电视剧美学却仿佛一根刚刚破土而出、只有几十年经历的细嫩的小草。
    冷静地做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它促使电视艺术的学者们知耻而后勇,并在借鉴、吸收众多姊妹艺术的美学营养的基础上,强健自身,发展自我,从夯实一块土、垒砌一方石的基础工作开始,把学问做牢固,做扎实。那么,本人在这里探讨“一部电视剧美从何来”这样一个浅显的美学问题,就显得饶有意义。
    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真正起步,不过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划线。20多年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一种迅速膨胀、成几何数增长的过程,电视剧年产数量大得惊人,而上万部集作品仿佛是吃了大量激素的虚弱巨人。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现在在多达数十个电视频道中播出的电视剧,大多是内容干瘪、形式老套、观念陈旧、趣味不高的音像制品。帝王剧长盛不衰,武打剧离奇怪异,涉案剧题材重复,偶像剧苍白媚俗,一剧之美的要素无人提及,审美元素的基本特征无人论述,作品带给观众的美感享受的规律无人揭示,呜呼,美之不存,剧何以堪?
    一部电视剧的美学元素,与一个人一样,有内在和外在之分。内在的美学元素,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人性之美、理性之美、诗性之美。
    人性之美,是电视剧艺术的灵魂。
    现在没有灵魂的电视剧太多了,因为许多剧作者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不想表现也不能表现人性的复杂、人性的深邃和人性的美好。无疑,破坏了人性之美这根敏感的神经末梢,一部电视剧就变成了无关痛痒的植物人。需要提示一下,在这里,“人性之美”作为一个美学术语,本身包含着人性的善恶妍媸,也包括人性的蒙昧与觉悟、屏蔽与通达。法国诗人沙尔•波德莱尔(1821—1867)有诗集《恶之花》,他用形象的诗句告诉人们“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而“发掘恶中之美”也是艺术家的本职;现代雕塑家罗丹有著名的作品《老妇人》,被生活和岁月榨得干瘪、枯萎的身躯,同样具有艺术品特有的美感。早在8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发展方兴未艾之际,电视艺术的先贤们就注意到人性美的开掘,最典型的例子是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和《渴望》。前者,根据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将抗日战争期间北京沦陷区的百姓生活,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周国志扮演的“冠晓荷”、李婉芬扮演的“大赤包”、邵华扮演的“祁老太爷”、赵宝刚扮演的“二少爷”等屏幕形象呼之欲出,一时间成为京城街谈巷议的人物,盖因这些剧中人物的人性内核揭示得深刻,刻画得生动,表达得淋漓。后者,属于年轻作者的原创作品,但同样以人性为切入点,同时也以人性为聚焦点,一个马路弃婴为故事由头的人性化的叙述,紧紧攫住观众的心,心与婴孩的命运起伏跌宕,情与人情冷暖同此凉热。最人性化也最有人情味的演员李雪健、凯丽脱颖而出,他们所塑造的形象成为良心的代名词。当整个十年“文革”或更长的时间内,“人性”一词被视为洪水猛兽,突然一下冰消雪化,人们对压抑太久的人性回归与渴望,完完全全通过一部叫作《渴望》的电视剧得以充分释放,人性的泪水长流,人性的慰藉温柔,人性的光芒闪耀,人性的尊严伟大。让我们以中国电视人的名义,记住这些里程碑式的、人性标志的不朽作品,和这些作品所蕴涵的人文主义精神;记住任何艺术家须臾不可或缺的关注人生与社会的悲天悯人的怀抱,永不放弃电视剧的一剧之魂——人性之美。实际上,我们在世纪之交真有一部电视剧叫作《永不放弃》,通过急诊室这个特定的人性曝光率最高的工作空间,细腻描写了医生、护士与病人及亲属之间的情感纠葛,它在人性开掘的深广程度上,在人性认识的理性程度上,在人性表达的艺术程度上,都比以往的作品有所提升,被誉为“人文电视剧”的开山。
    中国电视剧艺术是在借鉴外国先进的电视剧艺术基础上发展、进步的,许多优秀的进口电视剧曾经激发了中国电视人的雄心和业绩。比如巴西电视剧《女奴》、日本电视剧《血疑》、美国电视剧《草原小屋》、《成长的烦恼》以及近期播出的二战题材的作品《兄弟连》等,都可以称作“人性之美的电视剧”或“电视剧的人性之美”的活标本。这些作品,没有主题先行,没有政治说教,没有耳提面命,没有道德灌输,有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和展示,无意深刻而深刻自在,无意教诲而教诲自存。追求电视剧的人性之美,是抵御政治偏激和商业偏执的一秉利器。
    生活因生命而存在,人生因人性而多彩。记住这一点,就是记住了电视艺术美学的第一要义。
    理性之美,是电视剧艺术的头脑。
    在人性之美之后,一部电视剧的美学要素即理性之美。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人性的理性之美,也不存在没有人性根据的理性原则。因此,那些不懂得艺术规律的政客和商人,往往会对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从外在观念、题材和表述方式上横加干涉,他们以为有了理念就可以左右人性,却不知人性的力量具有深邃的穿透力,惟有人性的力量或者惟有通过人性的力量,艺术作品才能产生和放射理性的阳光,一部作品的理性之美必须有所附丽,它附着于人性幽微。
那么,电视剧的理性之美为何物呢?它是带着强烈情绪和深厚感情的思考,由剧中人物和情节表现出来,却不是由演员和画外音直统统地说出来。它是一幅彩画的底色,一支乐曲的余音,一首诗篇的意境,可以慢慢玩赏、咀嚼、回味,却不可一蹴而就地获取。它是夜夜仰观天象试图洞察宇宙奥秘之人,俯瞰地球芸芸众生时留下的一张脑电图,不明确表达什么,却明确的知道什么,由观者自己去发现什么。电视剧要想像他的姊妹话剧和电影一样侧身艺术殿堂,就必须适当地抖落尘俗,由不会思考的一块“肥皂”,变成装载推导程序的一个芯片,不光是情感的浓度,还有思维的质量,决定一部电视剧作品的成败。
    让我们还是通过“实物”来阐述观点吧。曾经蜚声中国电视界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和《编辑部的故事》,可能是马上就能想到的最好的以理性之美征服观众的作品。居然有人敢于“搬动”学者钱钟书的大作,已经很让人刮目相看,而将原小说《围城》改编、拍摄得文气十足、雅致与精致双至、人物性格如刀刻斧凿般鲜明就更添一个奇迹。这是一部中国电视人在历经时间磨砺、岁月淘洗后,将依然会引为骄傲的“学者型电视剧”,其人物语言保存了小说语言的诙谐、幽默和机智,导演黄蜀芹忠实于原著精神可嘉,而陈道明演绎的方鸿渐、葛优饰演的李梅亭,也将其艺术品位提升。《围城》的寓意明显,简单地说,即“城外的人想要进去,而城里的人想要出来”,这种哲理层面的思索使得小说和电视剧都显得与众不同。而在文艺作品中强调理性思维,一直是古老的中国文学传统特色之一。
    作为现代媒介的电视剧艺术,在传承我们古代文化与文明的使命中,显然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只可惜,像《围城》这样文学含量、智慧含量高的电视剧并不多见。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则是一部具有着理性的批判意识和锋芒的作品,将社会中陈旧的观念、思想、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作为针砭的对象,调侃揶揄尽显机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演员葛优、吕丽萍将两位编辑李冬宝、葛玲,塑造得活灵活现,而那些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空洞、虚伪、荒谬、做作,都在犀利的嘲讽中被观众的心灵所警觉和唾弃。
    理性之美,不仅使作为通俗艺术的电视剧更接近知识和智慧,还使得电视剧的中枢神经得以完善,更使得人类作为理性生灵的尊严在电视剧中彰显。
诗性之美,是电视剧艺术的梦想。
    作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有了灵魂、有了头脑还不够,还必须拥有梦想,否则,就只能够匍匐,不能够飞翔。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情形也大致如此。一部电视剧有没有自己的梦想,是它能否深深地触动观众敏感心灵、使其产生美丽遐思神游天外的关键。我们不是让电视剧编导者揪住观众的头发,把他们旱地拔葱似地揪离地面,而是要让作品本身具有一种任由观众翱翔的心理空间、思想纬度和想象宇宙。没有诗性之美的电视剧,没有审美的绝对价值,常是生活常态的复制,庸碌人生的模仿,很难使人们为之一唱三叹,回味无穷。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部电视剧中,有双向的梦想通道,一条通道属于作者,即创作者驰骋才思、梦境迷离;另一条通道属于观者,即观众观赏时浮想联翩、梦景常新。
    梦想作为财富,是没有专利可言的。我们甚至可以从类型化的警匪片中,发现作者梦想的翅膀羽翼遮天,凌空飞舞,令人眼花缭乱,如美国的电视剧《神探亨特》、英国的电视剧《福尔摩斯》、德国的电视剧《柏林探长沃尔夫》等。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卡通电视片中为斑斓奇异的梦幻所折服,如电视剧《黑猫警长》、《铁臂阿童木》、《米老鼠》、《西游记》等。应该说,梦想、幻想和想象都是诗性的特征,却不是诗性的全部。但是,拥有了卓越想象力并创造了非凡梦境的电视剧,无疑具备了诗性的特质。
    而真正意义上的诗性,不光有在天宇飞翔的灵感闪现,更具有一种与大地一样沉实、与汪洋一样深沉的属性。我们可以从电视剧《南行记》和《今夜有暴风雪》中,看到“诗性电视剧”教科书式的范本。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南行记》是屏幕吸取文学的诗化意境营养的成功范例”。导演潘小扬,将作家艾芜以诗化意境取胜的小说搬上荧屏,充分显示出电视人的深厚文学素养和文化积淀。这部屏幕作品画面、音响、结构的诗意在外,人物、情节、情绪流的诗意在内,内外结合,清丽脱俗,形成一部完美的电视诗剧,何只是观赏,更可以吟哦。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描写特殊年代东北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人生经历,那一个个具有雕塑感的剧中人,从电视机的框子里走出来,总在我们的脑海中晃动,他们的生活、工作、情感都浸透了柔美的诗情,与皑皑白雪一样的晶莹可爱。作者梁晓声以诗样情愫在他的小说中倾诉青春感怀和人生观念,而导演孙周也以诗样笔触在荧屏中再现原作风貌,留给观众的是诗样的流连、感动和畅想。“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我此时的心绪,和唐代诗人元稹相契。因为像以上所述两部“诗性电视剧”,已经很难在如今商业化味道太重的电视剧市场上寻觅踪迹了。但是,我还是要说,诗性之美是电视剧美学的最高层次。
    一部电视剧的人性之美,是其灵魂;理性之美,是其头脑;而诗性之美,是建筑在人性和理性之上的高阁——梦想。
    电视剧的美学层次,就是这样构成,渐渐升高,层次分明:人性之美是第一台阶;理性之美是第二台阶;诗性之美是第三台阶。至此,我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部电视剧美从何来?
                                (作者系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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