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蒋韵小说的几个关键词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王春林 发布时间:2009-06-02

    我是蒋韵小说的忠实读者。大约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蒋韵几乎所有的小说作品都曾经进入过我的阅读视野。之所以会如此不懈地阅读蒋韵的小说,当然是因为喜欢蒋韵的小说。不仅仅是喜欢,在我的心目中,蒋韵其实更应该被看作是当下文坛并不多见的一位优秀作家。也正因此,我便特别认同蒋韵自己以及王尧、林建法对于蒋韵的基本定位。蒋韵在一次演讲中说:“‘失去’其实一直是我小说的主题和意象。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小说中已经出现了那种被放逐到了时代之外的人物,出现了那种生活的‘外乡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前苏联的影片,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叫做《苦恼的女人》,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她就是一个和急功近利的时代格格不入,固执地生活在时代之外,固执地想走回精神家乡的悲剧性人物。这个女人的精神气质后来成为我小说的底色,也决定了我小说的命运——8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而接踵而来的90年代是一个彻底的物质和欲望的年代,抛弃一切理想、道义和浪漫的年代,我的小说无论是对大时代而言,还是对一个欲望的年代而言,都是格格不入和异己的。我想这也是我不在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中的重要原因吧。” 而王尧、林建法则认为:“我们一直注意到,蒋韵似乎是个很难归类的作家,也是一个被批评家‘边缘’化了的作家。和一些作家相反,蒋韵的成就远在她的声名之上。她在‘伤痕文学’时期的作品已出手不凡,此后蒋韵几乎是个孤独的写作者。蒋韵对人生、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坚持,在重新理解了苦难和乡愁之后,悲悯的情怀成为蒋韵写作的底色。” 实际的情形的确如此,很多年以来,蒋韵一直在以一种沉默的姿态坚持着自己孤独的小说写作,坚持着一种孤独的精神创造事业。在一篇篇幅不大的文章中,我们当然不可能对蒋韵的小说写作做出一种全面的分析与定位。本文的主旨乃是要结合对于作家新近创作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的文本解读,粗略地梳理归纳一下笔者认知视野内理解蒋韵小说所无法回避的几个关键词。虽然《心爱的树》并非蒋韵最出色的小说作品,但其中却也的确包含体现着蒋韵小说的基本艺术特质。
    一是精神。精神当然是一个带有明显抽象意味的,不容易界定其内涵外延的大词,我们在此处只是在一种与物欲、世俗相对立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语词的。阅读蒋韵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守护者特征。无论是《栎树的囚徒》中的陈桂花、范金钗,还是《闪烁在你的枝头》中的表姨幼容;无论是《我的内陆》中的陈枝、林萍,还是《隐秘盛开》中的潘红霞、拓女子们,都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
    应该说,这可以说是一组打上了明显的蒋韵印记的最能凸显蒋韵艺术特质的人物形象。这组人物形象最根本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种明显的极端化特征。这就是说,在这些人物的心目中,都有着某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虽然在不同小说中的不同人物身上,这精神会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态,但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维护自己内心中的精神追求,却是这一组人物形象共同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蒋韵的小说其实很有一些浪漫的意味,而她笔下的这一组人物也很有一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心爱的树》的情形同样如此,其中的梅巧、凌香、大先生均可被归入此类形象之中。“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豁出去”三字准确地概括了梅巧的精神特质,这一点,无论是在梅巧嫁给大先生后仍然执意于自己学业的完成,还是在梅巧不愿意以家庭主妇的方式终了一生,而一意地要去国民小学校任教,尤其是在她最后毅然决然地抛却大先生以及自己的四个儿女,与心上人席方平一起离家出走的行为过程中,都得到了一种堪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女儿凌香乃可被看作梅巧精神的理想承续者。自从母亲出走之后,寻找母亲便成为凌香内心中无法摆脱的一种情结。一直到八年之后,费尽周折历尽坎坷的凌香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她牢记着母亲不会弃她而去的承诺,所以她说,自己来见梅巧只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样牵挂!”虽然在这时候,同样历经人生沧桑的凌香已在内心中原谅了自己的母亲。蒋韵曾经对我说,她在《心爱的树》中想写一位少见的中国君子形象,这君子的形象自然就是大先生了。无论是他在强敌逼迫下大义凛然的拒绝事敌行为,还是他四十多年来对梅巧的无法忘怀,以及他在梅巧处于困境时那以德报怨的恩义之举,都充分地显示着大先生的君子情怀。从这样的分析看,蒋韵的写作意图当然可以说得到了完满的实现。然而,在我看来,大先生的君子情怀更多地说明他是一位有精神操守的人,因此,我还是要固执地将这一形象纳入到带有鲜明蒋韵个人印记的精神守护者系列之中来。
    二是结构。结构对于一部小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首先必然有一个成功的结构。对于结构而言,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作家如何对待处置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通过与歌德在观察世界的方式上的比较,巴赫金发现了陀斯妥也夫斯基复调小说与歌德小说在文本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差异:歌德小说重过程,重时间,重历时性,而陀式复调小说重横断面,重空间,重同时性或共时性。” ③如果说历时性与共时性可被看作两种小说的不同结构方式的话,那么蒋韵的小说很显然是属于历时性的。这也就是说,在蒋韵那些成功的小说作品中,从结构的意义上更多地发挥着作用的乃是时间性因素。《心爱的树》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只有大约三万字的篇幅,但故事的时间跨度却长达四五十年之大。具体来说,在这四五十年间,作家倾力描写的只是其中的三个时间点,一为上世纪20年代,梅巧嫁给大先生时,二为抗战时期,三是1949年之后的60年代,亦即大饥荒时期。正是因为蒋韵对于时间因素的刻意处置,所以人物的命运在这三个时间点上便呈现出了一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小说的意义也因此而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表达。由此即可看出,蒋韵小说艺术上的成功与作家对于时间性因素的运用处理是密切相关的。不独《心爱的树》如此,作家其他许多小说也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一种时间性结构的特点。其中比如《栎树的囚徒》《我的内陆》《隐秘盛开》等等,都堪称蒋韵的小说代表作。
    三是语言。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乃可以说,小说始于语言也终于语言。一部优秀的小说当然不会仅仅是语言,但一部语言运用上存在明显问题的小说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一部真正优秀的小说。蒋韵当然是有着清醒的语言意识的作家,这一点在她诸多的小说文本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心爱的树》当然也不例外。“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的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突然间她的嘴张大了,人就像钉在了地上,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变得雪白,仿佛被什么东西,刹那间吸光了,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苍白透明的惊叹号!”……蒋韵小说中类似这样精彩的语言段落俯拾皆是,例句1写嫁给大先生后梅巧对时光的感受,因了出嫁的无奈与被迫,所以才会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但蒋韵对这度日如年感受的传达却极其形象而富于诗意。例句2写梅巧八年后见到凌香时身体的本能反应,那样一种无法预料的惊讶被蒋韵抒写得生动异常。一句“苍白透明的惊叹号”既收到了强烈的语言陌生化效应,同时却也极准确地捕捉传达出了人物此情此境中最真切的心理感受。小说的语言当然首先应该是及物的,但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却可以更进一步地体察到蒋韵小说语言那样一种精致、诗意、忧伤的品质的存在。能够同时具备这些品格的语言当然是一流的小说语言,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却是,蒋韵的小说语言也还具备着一种内在的呼吸节奏感。而这则进一步提升着蒋韵小说的语言品质。
    四是悲悯情怀。悲悯情怀的生成表达当然与作家对于苦难、罪恶的展示与描写有关。悲悯情怀是一种带有超越性与宗教感的内在品质,一个作家,只有首先以极大的勇气去直面并书写苦难与罪恶,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表现出作家的仁慈与宽恕之心来,方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悲悯情怀。而蒋韵,则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心爱的树》中写到凌香八年后见到梅巧,说完了她必须要说的一句话后,有这样一段叙事话语:“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因为母亲对自己的半途抛弃,因了母亲对自己诺言的背叛,凌香内心中曾经充满了无法释怀的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恨”支撑着凌香穿越重重障碍去寻找母亲的现实行为。然而当她看到满身沧桑的母亲,尤其是在凌香自己亲历了那么多苦难,目睹了那许多的死亡场景之后,她理解并彻底原谅了自己的母亲,并最终成了一位悲天悯人的孩子。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凌香的人生经历对其悲悯情怀形成的重要性。这就正如同,我们强调作家只有在直面并充分表现苦难与罪恶的基础上方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悲悯情怀一样。而蒋韵在《心爱的树》,在她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中,则正是这样表现的。即以《心爱的树》为例,大先生是一位君子式的人物,对于大先生而言,一生真正喜欢真正难以忘怀的女性正是梅巧。因此,虽然梅巧背叛了大先生,虽然梅巧曾经以背叛的方式如此之深地伤害过大先生,但大先生最终还是原谅了梅巧,牵系着梅巧,正如同凌香对于梅巧的原谅和牵系一样。很显然,大先生是一位宽恕者,他不仅宽恕了梅巧,而且还恩义有加地关心帮助着梅巧。实际上,不管是凌香,还是大先生,都是蒋韵笔端塑造出的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正是作家蒋韵自己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因此,在阅读蒋韵小说的时候,我总感觉到蒋韵在以一种无奈而忧伤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笔端活动着的人物。人物自有其自身的性格与行为逻辑,这逻辑在很多时候是连作家自己也无法干预得了的。于是,作家蒋韵便只能以这样一种悲悯的情怀去默默地注视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尧、林建法的“在重新理解了苦难和乡愁之后,悲悯的情怀成为蒋韵写作的底色”这一评语,的确相当犀利地捕捉到了蒋韵小说最根本的艺术特质所在。

(作者系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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