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白鹿原》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高音 发布时间:2009-04-21

    20世纪90年代陕西作家陈忠实苦耕五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得到了文学爱好者的追捧和文学界专家学者的集体认同。在纯文学被大众文化冲击得溃不成军的90年代中期,它的出现尤如一针强行剂,不仅激励了日渐边缘化的纯文学创作者找回介入社会中心话语的自信,也使迷失在五花八门文学实验里的读者重拾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当时有评论家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白鹿原》的奇迹在于它在一个多样化的时代里讨好了一切人。作为一部长篇巨制,《白鹿原》笔力凝重,在结构上大开大阖,主旨鲜明,就是要深切体察我们民族历史大动荡的苦难,承担文化反思的使命。具体到小说的创作,作家陈忠实吸纳了之前沸沸扬扬的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的特质,在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前提下借鉴了新时期风行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段,用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庸之道,把两者结合起来,完成对民族生命力的隐喻。喜欢传统叙事的把它人道主义的历史深邃与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相比,崇尚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中意它出神入化的寓言设计,觉得作家的悲悯的审美意识在向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看齐。

舞台的神秘诱惑

    进入21世纪,《白鹿原》以其历史内容的丰厚一直被电影、电视剧市场追逐。尽管改编与合作意向纷至沓来,陈忠实最后还是把机缘给了坚持剧场艺术的林兆华,给了善于在舞台上复活生命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该说,小说《白鹿原》所具有的戏剧特质足以推动它的舞台呈现。在《白鹿原》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陈忠实说过,他对每一个主要人物在书中的出场和在生活的每一步演进中的命运转折,竭尽所能地斟酌只能用于这一个人的行动,包括一句对话。他同样不敢轻视任何—个重要人物的结局。在陈忠实笔下他们任何一个的结局都是伟大生命的终结。批评家雷达说过,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也许正是这种互为角力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它完成从小说到舞台的蜕变。作为叙事的原点,黄土坡上的“仁义白鹿原”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行程中由宗族与社会错综复杂关系组成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家族繁衍生息、新旧冲突不断、社会动荡不停。这是个爱恨情仇血泪交织的舞台,各式悲剧、喜剧、闹剧轮番上演。文学评论家白烨说,陈忠实是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之中的悲国史、隐秘心史和畸形性史……;白鹿原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鏊子”,也是一个巨细无遗的“镜子”。白鹿原更是汹涌历史激流中民族生命的祭台,绵延不尽,生生死死。从看戏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象征性行为而言,搬上舞台的《白鹿原》完全可以摆脱现实主义从而跨入祭礼的门槛。陈忠实要在《白鹿原》中完成对一个民族命运的思索,而剧场本就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当众思考的场所。所以陈忠实说,“小说《白鹿原》被导演林兆华相中,自然是一种新鲜而又欣然的愉悦。我把话剧改编应诺给林兆华纯粹基于我对写作的一种理解。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完成交流和呼应……。我在写完《白鹿原》一书最后一行句子就宣布过,我已经下了那个‘原’了,林兆华导演却上了‘原’。我期待看到他创造的白鹿原上的新景观”。

老腔说唱与方言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下了田,女人做了饭,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2006年5月31日,陕西乡民悲壮高亢的老腔说唱震撼了话剧《白鹿原》的绝对现场。在2006年6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童道明写道:话剧《白鹿原》的改编者孟冰用“落叶飘零”的段落指示来呼应着悲剧性的史诗结尾。《白鹿原》的导演者林兆华还嫌不够,他还要“漫天大雪”。不,“漫天大雪”还不够,他还要请出十二位老腔艺人上台演唱。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些土生土长的陕西民间老艺人的老腔,才能唱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的沧桑与苍茫。
    林兆华看好原生态的艺术手段,不仅仅靠它来渲染情绪、调整叙述,他更想要运用这一古朴的说唱元素构建出这出戏剧总体的史诗结构。在随后东方之子栏目对其的采访中林兆华无不自信地说:“老腔、秦腔和欧洲的话剧艺术是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越是陌生的东西搁到一个空间里碰撞,也许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演出的观众反映看,这一大胆的实验的确是别开生面,拓展戏剧的表现空间,导演寄予这种陌生化舞台叙事元素的注入增强审美距离,营造出演出的史诗效果,凸显在文学批评家心中的小说《白鹿原》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但是反思是需要变换角度的,老腔、秦腔的运用缺少的正是一种变换的辩证尺度。有一点不得不说的缺憾,就是全场有史诗的架构无史诗的气魄,更无史诗剧场对现实的批判性介入。
    应该说最大限度还原与再现关中地区的风土民俗是话剧《白鹿原》中的又一举措,无论是求雨、祭祖,林兆华导演艺术对戏剧场面的仪式感追求的确是超凡脱俗。为了营造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林兆华和他的舞台设计易立明把首都剧场的舞台幻化为一个荒漠苍劲的黄土高坡,残破的窑洞和枯树一株,不仅牛车被赶了上来,甚至还不时在原上爬上几只活羊……角色则无论轻重,全都操一口地道或不地道的陕西方言。这种崇尚舞台现实主义的举动源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坚实传统。形式感上不断超前的林兆华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抱着守旧的遵从戏剧模仿说的态度。有论者肯定方言在这里除了是“话剧之话”,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声音”的实验。它试图和老腔一起,赋予这部话剧以民间和泥土的赤裸感。更多的人对舞台上难以统一标准的方言使用表示迷惑,认为这种作法不仅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方言说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演员们南腔北调的陕西话也不具备渲染剧场气氛的功用。如果一部话剧忠于原著的表现力需要由方言来作主要支撑,那恰恰说明其内在张力的匮乏。更有人从根本上就不认同这种技术层面上笨拙的写实操作。编导想要在舞台上传达原著的神韵,想要原汁原味的表现小说浓郁而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都在情理之中,扮演族长白嘉轩的人艺演员濮存昕认为方言是让演员进入角色的绝好介质:“当开始说陕西方言的时候,它会把我身上那些跟戏无关的气质、内容挤压出去,留下我跟这个角色最紧密联系的想象,比较容易入戏。”但正如林兆华导演自己所说——“塑造与本土有质的差别。”

舞台的窘迫与失重

    从小说到戏剧,从文字描述到舞台呈现,绕不开《白鹿原》的戏剧文学创作。作为舞台编剧,孟冰首先要做的是对小说主题的把握。在跟陈忠实的多次探讨中,关于主题,陈忠实做了“展现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精神剥离的过程”这一句话的概括。于是,孟冰特别着重白鹿两家第二代人的叛逆精神和中国农民精神剥离的过程。据说,孟冰的剧本是以原著中那位对时事了似神明、洞若观火的关中大儒朱先生的先知视角来切入舞台叙事。自然这一结构设计在后来的演出中被老腔说唱所代替。要把一部50万字纵横50年的长篇小说压缩到有限的2个多小时的舞台时空中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舞台编剧要考虑进入剧场没有读过小说的普通观众,要给出一个大致的情节线索,还要突出与剧情发展息息相关的中心事件和主要人物。这样的务实考量使其改编的过程也就成为原著信息和密码丢失的过程,成了忍痛割爱与放弃精彩的过程。到最后,只能挥泪告别奢望,保留一种可能性——提取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进行必要场面的情境设计。孟冰在演出单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小说《白鹿原》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代表着当代中国最高的文学成就,把这样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需要勇气。如果改编得好,是小说原著好;如果不好,则是编者的罪过。作为原著者,陈忠实对这种跨艺术类别的改编效果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明白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的难度。历史跨度很长,人物命运起伏很大,两个多小时的舞台时空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肯定要有很多取舍。
    林兆华们在首都剧场舞台上堆起的《白鹿原》在陈忠实的眼中是新奇而又新鲜的。舞台场景的设计跳出了复制现实的迂腐,追求虚实结合、坚实苍凉,从整体上向象征靠拢。基于这种氛围的场面处理跳出了幕与幕的时空限制,在苍茫一片白鹿原上演员获得了人物行动的自由。对《白鹿原》的舞台空间造型,陈忠实是认可的甚至相当满意,用陈忠实的原话,“林兆华导演用最现代的话剧艺术手法,演绎了上个世纪前50年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对当时的农村、农民进行了几乎是原生态的展示。一方面是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一方面是最贫穷落后的农村,两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林兆华处理得非常自然妥贴,并没有让人感到生硬”。
    有人感慨《白鹿原》开阔宏大的场面与冷静的舞台内涵,有人赞叹《白鹿原》的舞台当之无愧地有一种乡土中国的气派……,尽管好评不断,身临其境看过舞台演出的观众和评论家都不免有或多或少的疑惑和不满。演出有负众望,舞台上并未到处游走原著的惊魂。解玺璋认为历史是《白鹿原》的真正主角,它像影子一样附丽于剧中每个人物身上,使我们这些观众注视他们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苍凉,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这是《白鹿原》的复杂性,也是它的丰富性,任何一种试图将它具像化的努力,都可能承担简单化的后果。从舞台上看,每个人物由于他的承载者是一个具体的表演者,这个人物的指向性很容易被定于一端。所以从小说到舞台的改编虽然使得混沌有了人形,但有时却失去了更为重要的魂魄。现在呈现于舞台的,看起来是实则有余而虚则不足。演员在台上如走马灯一般,演绎白、鹿两家的故事,反而将故事中的魂和神淹没在叙述中了。小说与戏剧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前者靠语言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可以找到理想的承载历史想象的实体;而后者,要找到这种实体却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
    戏剧作为人类关系领域的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它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密。戏剧是最直接的最具象的也是最难运用的一种艺术形式。如高尔基所说,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小说艺术可以在个人阅读中完成,而戏剧是需要热情的观众,需要集体的现场介入。任何不顾观众孤芳自赏的举动都是对戏剧精神的背离。戏剧是台上的集体对台下的集体,“戏剧演出和观赏的集体性与神话和历史意义构造的集体性之间有着特殊的同一性”,这也是戏剧存在更深刻的寓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空前深刻、风云际会的戏剧性的时代。我们需要戏剧这种与现实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来推动我们对民族对历史对社会的集体思索。基于此,并非完美的《白鹿原》就有了足以殷鉴的榜样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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