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期:报告文学的责任与作家的责任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作者:朱晓军 发布时间:2009-04-08

朱晓军
    1955年生于沈阳。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机械专业。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来自魔鬼峡谷的报告》等5种,2007年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在期刊社当20年编辑,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作家协会会员。

    首先感谢“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给我一个参会的机会。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者参加文艺批评家的会议,有点儿像病人参加医患会议一样,诚惶诚恐。
    第二,感谢大会将这非常宝贵的发言机会给予我――一个非常不善于言谈的人。这让我静下心来思考报告文学的责任,去审视着我的写作和作品,去联想我与文艺批评的关系。
    当前,报告文学与文艺批评患有相似的流行病:红包式缺钙。反映在文艺批评上,叫红包批评;反映在报告文学上,叫广告报告。这种流行病导致了文艺批评家充当书托,导致报告文学作家写虚假报告。报告文学和文艺批评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发布了讣告:文艺批评死了,报告文学死了。
    几年前,我在讣告频传之下重新回到文学写作;几年后,我又在讣告中思考报告文学的责任。我希望这些思考能对批评家有所帮助。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是报告(或者说新闻)与文学相融合的产物,是“事学”与“人学”、告知与审美相结合的文体。报告文学不仅需要像小说、散文那样具有高超的文学性和创作性,而且更需要有报告意识。
    冯立三认为,“报告文学主要不是作为文学,而是作为社会良知的表现才备受推崇的。”社会的良知体现在报告上。由此可见,报告比文学更重要,社会的良知是报告的灵魂,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新闻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选择性,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写作者可以选择报告什么,怎么报告,但不能选择虚构。正如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的,它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就是真实、客观。如果挣脱了“镣铐”,报告文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可以说,报告文学的责任是通过“选择什么报告”和“怎么报告”之中。
    学者丁晓原认为,“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业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从而,他认为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读书多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同时还须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私利之上的”。
    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那么就要求写作者自觉地以社会良知为己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力求为理解社会困境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比较遗憾的是,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报告文学也边缘化了。报告文学的边缘化,不是读者拒绝这种文体,而是写作者的自我流放。读者对报告文学的不满意,也就是对写作者的报告不满意。我认为,读者不想读的新闻不是真正的新闻,读者不想知道的报告是没有意义的报告。当报告文学的报告游离于读者关注点,那么自然就边缘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数写作者是知道读者想读的是什么样的报告,可是他们不想再像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和写作了,不再忧国忧民了,不情愿再冒风险了,不愿意再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了。他们不再“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了,他们开始关心自己了,关心如何使自己的写作和文字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他们将手里的枪(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拿过枪)变成喇叭和锣鼓,待价而吹,趋利和媚俗就不可避免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让人不屑和厌恶的广告文学、马屁文学和谎言文学。
    当今可谓盛世,无论经济的发展速度,综合国力的提高,还是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都远远超过以往;不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阴影会变得浓重,还有一点也超过历史的新高,那就是腐败。腐败像摄取了丰富养分的癌细胞,在增长着,扩散着。于是,除了官员腐败之外,还有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这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视角,忧国忧民目光。报告文学写作者往往需要用医生的目光去观察,关注的不是健康的部位,而是不正常的、有病变的地方。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期,面临着我们的法律不够健全,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传统的道德体系破坏了,新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机制、体制这些板块的移动,就会给腐败提供滋生的缝隙。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是执行政策的人在想方设法保护住自己或者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是想方设法把改革的成本算在别人身上,是侵吞改革目标受益者的利益。比如,医疗改革的目的是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结果却出现了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敢去医院的现象。
    法制社会是非常注重责任的社会。我们为西方人的做法感到好笑,往别人住宅或汽车里扔颗炸弹,也要声明自己对那起恐怖事件负责。这说明他们有法制意识,有责任意识。什么是责任?一是分内应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事你必须做,而且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要追究你的责任。法律不健全,法制意识淡漠,不负责的现象就会比比皆是,该追究的责任就会无人追究,没有人像秋菊那样去打官司,去讨个说法。不追究责任是对腐败和不负责任现象的极大纵容。
    法律意识淡漠的表现往往是轻视责任,重视权力。在责任意识淡漠下,权力是腐败的资本。在想满足私欲,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就想方设法得到权力,甚至于将自己的责任转化为权力。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转换,需要有人为你负责的地方没人负责,而且该负责的人还拎着棒子守在那里等你。比如医疗,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责任,医生却将其变成了处方权或医疗权,借你的病去敲诈你,去捞取回扣,甚至将没病说成是有病,将小病说成是大病。比如学术领域,专家、学者将学术权威的地位转化为话语权和签字权。当需要他为社会负责、把关的时候,他却出卖或出租这种话语权和签字权。比如那些注册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哪一种不是专家鉴定过的?
    当事人漠视自己的责任,他人也不追究其责任,必然导致是非观念削弱,正义感淡化,社会免疫系统的低弱,腐败泛滥成灾。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已得到某种认可,成为潜规则,成为一种公开或半公开的、心安理得的行业的额外收入或福利。腐败得以保护,反腐遭遇抵制,无法深入,成为墙上的标语。腐败的癌细胞在社会扩散着,从官员到平民,从商人到医生,从教师到学者,几乎无孔不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新闻腐败、报告文学腐败、文艺批评腐败……腐败已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我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的主人公陈晓兰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医生。她认为,医生是不能欺骗和坑害病人的。她勇敢地站了出来,为病人的同医疗腐败斗争。她被许多医生和护士称之为叛徒,被造假的厂商和售假的经销售所憎恨,使医院领导和某些官员恼火。为此,她两度下岗,失去了工资和医保。可是,她的行为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母亲临终前对她说:“晓兰,你是医生,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维护病人的利益。”
    陈晓兰是一位英雄,当代的平民英雄!可是,她是悲壮的,甚至是可怜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一种哭的冲动,她活得太累了,衰老得太快了,一个普通医生要为千千万万个病人操劳。她是一位已到了退休年龄的单身女性,为反医疗腐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经常自己掏腰包去打假,去外地调查取证,去北京反映情况。没有钱,她就地下室,啃干馒头,有时连根黄瓜都舍不得吃,盛夏连澡都不能洗;在一些权力机构,她不仅经常碰壁,而且还遭到斥责,上海市卫生局曾经上书市政府要求对她进行训导;许多医院不仅防奸防盗般地防她,甚至对她进行围攻;在她被人跟踪时,报警时手机讯号受到人为的干扰;她的电脑难以上网,邮箱堆满垃圾,甚至有人通过网络进入她的电脑……她又不被世人所理解,有人说她是中国的唐•吉诃德;也有人说她这样是拿着石头砸天;还有人说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陈晓兰却坚持打了10年的医疗反腐持久战,先后40多次自费到北京反映情况,打掉了9种药监局已经注册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为病人减少医疗损失高达数十亿元。如有一种叫静舒氧的医疗器械,每次收费是35元到40元,厂家曾经说在2006年要给每个输液病人都挂上一支。这意味着我们每输一次液,就要多付出35到40元。什么是静舒氧?厂家说,让小瓶里的氧气随着药液进入人身。陈晓兰说,药液被氧化后变成什么?厂家又说,那是纯净空气。陈晓兰说,纯净空气的标准是什么?这是骗人的。陈晓兰历经数年把它打掉了。
    我之所以写《天使在作战》,是陈晓兰的这种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我得不加入到这做战中来。另外,医疗、教育、住房,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大问题,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比如医疗,每一个人不仅要在医院出生,回医院辞世,而且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少不了跟医院亲密地接触。当天价医疗费、当本不该手术的病人被做了手术、当不该死的病被医生治死……这触目惊心的一个个医疗事件出现时,我们还能再漠视它的存在吗?还自欺欺人地认为不关我的事么?也许今天不关你的事,明天就是你的事。
    我去年年初的时候采访了陈晓兰,今年就遇到一个事情。9月份我姐姐从沈阳给我打电话,说我母亲住院了,需要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姐姐说医生说了,认为这种手术没问题,不过费用比较大,先交8万元,手里再备3万元。当时我就感到无助,因为我母亲已经82岁了。我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生命是否有保障。我姐姐说,医生说了,不做手术,再发作就没救的了。我打电话问陈晓兰,她说这种手术我建议你不要做,那么大岁数了,做这么大的手术很危险。医生说没问题,等到签字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医院都不用负责任,都要你自己承担。医院给你们做手术,如果失败了,医院不仅没损失,还有十来万元钱的收入;如果医院的手术成功了,他说会我们给82岁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创造一个什么什么奇迹。
    儿女往往是自私的——钱花出去了,万一母亲没了,我们不感到愧疚;如果没花这笔钱,万一出了问题,后半辈子不得安宁。最后,我也同意手术了。就在我准备去机场时,姐姐来电话说,发现母亲身上有疱疹,让外科医生会诊,结果只是带状泡疹。这种病的症状就是心绞痛。我母亲差一点因带状疱疹而做心脏搭桥手术!
    腐败,让我们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面前总像摆着一只封口坛子,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如果坛子主人告诉你,那里边装的是土豆。你首先想的是: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可是,你不信他又没人可信。肖志军的例子就是这样,他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不相信不做剖腹产手术,他的妻子和胎儿都保不住。结果那只坛子里果然是土豆,他的老婆孩子都死了。
    我当时采访陈晓兰是为了写一篇特稿,本来前期准备非常充分,估计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采访。但是那天我跟她从早上一直谈到晚上。我突然感到自己对不起陈晓兰这种人,她能够站起来为这个社会、为病人利益而斗争,我却作为一个旁观者,想在写作中尽量回避风险。我很惭愧,我无地自容。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表示支持她、拥护她、敬佩她,可是没有多少人肯站出来。我想,我一定要写报告文学,要声援她,要跟她一起战斗。
    有人说,打假是政府的事,反腐是党中央的事。其实,不论反腐还是打假,不仅仅是党中央的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事,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者应该直面现实,应该有批判精神。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鬼是不会在光天化日下跑出来推磨的,我只希望报告文学引起人们的反思,能够醒世人的责任意识,能够使我们的社会阴影缩小,也就减少鬼推磨的机会。哪怕我们的报告文学不能伤及鬼的毫发,那么也要让鬼知道,在那阴暗的角落有双眼睛在警觉地盯着。总而言之,报告文学写作者不能面对腐败而不作为。

    我重新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意外,同时也是我的幸运。我认为报告文学已是我的战壕。
    我原来写的是特稿,特稿很有读者,而且经济收入也很高。我重新开始写报告文学后,很多人认为我非常傻,因为特稿的收入是很高的,写报告文学如果自己不搭钱已经很幸运了。通过写陈晓兰,我懂得了很多,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
    通过采访陈晓兰,我知道了上海协和医院对病人欺诈行为,他们采取欺骗的手段,让一些不该做手术的人做了手术。为采访这个事情,我在上海呆几天,采访了很多人。我记得我在采访一位31岁女病人的时候,她哭着讲了40多分钟。她说,我是不该受骗的,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是学过刑侦的。我什么都懂,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她和她的丈夫相亲相爱,她是为治疗不孕症去做手术的。她确实有病,其他医院说她可以做试管婴儿。可是,她是希望通过正常的方式生一个孩子。结果在这家医院手术后,不仅花去了7万多元钱,而且连试管婴儿都做不了。
    我在采访中看到很多病人,他们能够去举报,去反映,去打官司,到了后期,他们往往都不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其他病人不再欺骗。
    上个月我采访了一位患者家属。患者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非常聪明,非常可爱,曾获得过上海徐汇区机械人比赛第一名。他突然得了一种扩张性心脏病。他们家里查到某某医院有一个中德心脏中心这么一个机构,就请心脏中心专家来会诊。专家来了,给孩子检查一下说,说这孩子今晚都过不去了。家长说哪怎么办?专家说,只安装人工心脏了,让他的心脏先休息,让人工心脏代替心脏来工作。他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我们医院有一颗德国的人工心脏。医生说接下去可以做干细胞移植,3个月之后这个小男孩就能上学了。家长问需要多少钱,成功率到底有多高?专家说,需要20万元左右,成功率在90%。
    家长就接受了,就安装了一个人工心脏。人工心脏安装了之后,家长就盼望着干细胞移植,之后就盼望干细胞移植能够产生奇迹。3个月之后,医生告诉他说失败了。家长傻了。医生说,我们可以给他做肌细胞移植,这种细胞移植比干细胞移植要好。我们为此从美国哈佛大学引进一套设备,另外哈佛大学的专家也要过来。家长只得同意做肌细胞移植手术。由于孩子用的是人工心脏,每天要服用抗凝剂,因此皮肤碰破就会血流不止。可是,他在这种情况下要做肌细胞移植手术,先从大腿取下一块肌肉,经过培养后移植到心肌上。在提取大腿肌肉时,孩子出了很多血,换了好几个床单……家里一直希望这个手术能成功,天天在盼,每次碰到医生都要问:肌细胞什么时候移植……又过了3个月,医生告诉他肌细胞培养失败了。只有做心脏移植手术了。
    这孩子在医院住了15个月,他的英语非常之好,中外医生之间的对话,他都能听懂。他多次跟妈妈说,你不要救我了,不要救我了。在最后一次手术前,孩子的父亲用借来的摄像机拍下了这样的镜头:孩子身着肥肥大大的病服,像枯萎的禾苗似的站在病房的阳台上,右臂弯着,似乎在抚摸衣服里挂的“柏林心脏”。他茫然望着楼下,目光闪现着恐惧。“回过头来。”周振华将DV的镜头对准儿子,想让儿子忘掉恐惧。孩子听到爸爸的喊声,勉强转过头,目光游移在镜头之外,说道:“如果有什么不好,我的所有财产,储蓄罐里……”“五毛钱。”爸爸想让儿子轻松一下,有意逗道。“两张一百元钱,一张给我爸,一张给我妈……”那张像青石板似的面孔挤出一丝笑容,在那一瞬间,仿佛回到纯真年代。“谢谢。”爸爸说道。“再见!”孩子说。
    几个小时后,孩子进了手术室,再也没有出来。孩子先后花了90多万元医疗费,医院提出可以免除40万元。医院的协议书上写道,根据病人的家庭困难,考虑病人的特殊情况,医院同意免掉所欠的40万医药费。附加条件是:关于孩子的治疗过程,不得向新闻媒体投诉,不准向公检法部门举报,不准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家长突然对医院产生了怀疑,拒绝签字。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之后,发现给医院给孩子移植的德国心脏在国家药监局没有注册;他另外请教了一些专家,专家认为这种干细胞移植到心肌上的技术,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个二甲医院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在儿子去世一年多以后,爸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现了给他儿子做手术那位医生写的一篇论文,讲的是通过24条狗做这种肌细胞实验……
    几年过去了,这对家长一直在打官司。有人问他们,你的儿子已不能复活,打官司还有什么意义?他们说,这场官司不仅是为儿子打的,也是为所有的病人打的。如果不能将那些草菅人命、残害病人的医生绳之以法,将会有更多的人体试验的悲剧发生!
    两年来,通过对陈晓兰的采访,让我意识到,良知比才能更重要,胆识比知识更重要。不管是医疗腐败还是其他行业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就应该站出来,跟腐败作战。
    我们不仅要学会负责任,也要学会追究责任。这是提高社会免疫功能的手段之一。
    我想,在作战中,笔是我的武器;报告文学是我的战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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