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两个之外”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史长义 发布时间:2009-03-30

史长义
    笔名凸凹。1963年4月17日生,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签约作家、《散文选刊》散文排行榜评审专家、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出版作品500余万字,被北京市委列入“首都文艺人才百人工程”。
    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其中,长篇小说《大猫》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散文《感觉汪曾祺》获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天赐厚福》获第二届“四小名旦”全国青年文学奖特别奖、《呃,有一个女孩》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文学奖、《布鞋》获《中国作家》优秀散文奖、《四爷》获第三届全国报纸副刊文艺作品一等奖;短篇小说《飞蝗》获国务院救灾委员会灾异题材征文一等奖;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获北京市文艺评论优秀奖。

                                                                             
    我不是搞文艺评论的人,只是喜欢阅读评论文章,在创作之余,也写一点类似批评的文章。这点兴趣,来自一个叫别林斯基的人,他的文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艺作品,有思想,有文采,有趣味,有法眼,很是吸引人,甚至让人着迷。所以,我一直不把他当批评家看,而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创作家。由于对批评作品的阅读兴趣,我对中国的文艺批评的状况,多少有些了解,直接的感觉是,在我们这个国度,像别林斯基这样的人物还一直还没有出现。
    因为没有这样的人物,中国的文艺批评,话语的重量很轻,在作家那里,甚至在普通读者那里,买帐的人很少。只记住了那些频频出现在各种专业、或半专业、或非专业报刊上的批评家的名字,至于他们说了什么,或有什么建树,就不知道了。
    稍稍梳理了一下,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批评家太功利主义;另一个是,我们的批评家太高蹈(高贵的“高”,手舞足蹈的“蹈”)。
说到功利,思想解放之前,是政治功利主义。把文艺创作,置于政治、或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地位,用政治尺度评判创作,写出的批评文章,成色不同地类似大批判文章。代表人物有姚文元。至于其他人物,我就不列举了。一是我心不毒,二是他们也身不由己。大家如果有兴趣做一下回顾,可参看一下李洁非先生发表在今年《长城》第六期上的一篇长文,题目叫《 姚文元其人其文》,可见一斑。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是经济功利主义,或市场功利主义。文艺批评跟着时尚、潮流和市场取向走,批评为出版和流行捧场。写出的文章,本质上不过是成色不同的广告文字而已。孰不知,市场趣味,或市民趣味,或流行趣味,呈现的是作品的市场价值,是物质属性,跟“纯粹的精神品质”无关。近年来,只见热闹非凡的出版和铺天盖地的读物,而不见“精品”,却跟这种批评有关。这种现象的形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心理素质太脆弱——他们怕“失语”,怕不能占领话语的“制高点”,怕卖不上市价,非得借势,非得“傍”点什么才好(这里的“傍”字,就是小女生“傍大款”的那个傍字)。所谓文格渐低庸福近,批评文字不值钱,出场费却多了起来。批评家也是人,我们有足够的理解,所以我们不去指责,真诚地说一声,恭喜发财。
    但是,这两种功利主义,使我们的文艺批评,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文格,对文艺创作的的推动力就弱了。政治功利主义,由于历史的沉重、人心的疼痛和人文环境的宽松,使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自警与自省,有了一种本能的提防;但市场经济与人们的现实利益紧紧相连,是一种甜蜜的的蒙汗药,人们往往身不由己。所以,经济功利主义,对文艺批评的在客观上的伤害,或者陷害,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内在的迷醉,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
    说到批评家的高蹈,简单地说,也是有两种:一种是俯身向下,一种是仰身向上。
    所谓“俯身向下”,是身份姿态。自认为批评高于创作,批评家是创作家的导师,因而以权威为护符,企图左右创作。这类批评家,趸来了一些西方或东方的所谓“先锋”理论“硬通”理论,从概念出发,对作家的创作指手画脚,一旦不从,便不给你叫好,不给你评奖,颇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概。批评界虽然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家,一些批评家却率先成了文坛新贵,或许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上个世纪初,梁实秋和周作人等人就指出,文艺批评的功用,在于客观地研究文艺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分析总结得失,给创作提供借鉴和新的起点,而不是做高高在上的裁判员和司令员。我的理解是,评论于创作,是相互涵养,共同成长的关系——创作给批评提供素材,批评给创作贡献经验,共同构建完美的作品,而绝不是对抗的紧张关系。对抗一经形成,自然就是逆反与疏离,影响就被抵消了。许多作家说我不读评论,其实是出于一种被动的无奈。
    所谓“仰身向上”,是批评状态。我们的批评家一般都是躲在书斋里,从文本到文本,从观念到观念搞评论,信奉技术至上主义。历来有个提法,叫做“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要求作家要注意体验生活,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而从来没人明确地提出批评家也要体验生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偏差。作家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是鲜活的,是呈现丰富的社会情绪的;而批评家的评论,却是出自概念的,是陈旧的,是表现狭隘的个人情趣的。在作家的眼里,那些咄咄逼人的批评与现实极其隔膜,便很是可笑,近乎文字游戏。道理很简单,批评家长期远离现实生活,时代的脉搏,生活的变化和当下民间的情感便也远离批评家,便形不成他的价值判断和批评关照,即便是宏篇大论,也是“小”,形不成大的批评气象。
    还有一种“仰身向上”,是批评家不贴近作家的文本,不做潜心的研究,甚至连通读的功夫都懒得下,草草看几眼,就用固有的理念去衡量,稍有不合,就指责“异端”、“变态”,甚至邀众“围剿”。散文批评界对近年来崛起的“新散文”创作的态度便是一证。“新散文”在文本上,所呈现出的最核心的特点,是它文本的“融通性”——它打通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同构成自己的个体经验;打通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包括下意识及梦幻)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同构成自己的心灵世界。它打通了情感语言、抽象语言、机械语言、声像语言等各类语言的界限,在创作者那里都转化成感性语言。具体地,它不仅打通了与小说、诗歌、戏剧、美术、舞蹈和声像等各类艺术品类之间的界限,也打通了文史哲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一切都可以成为主观表达的感性材料和心灵语言。“新散文”写作是“无界限”的写作,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主观体验或生命体验,努力考量出,精神达到的极限高度,人的感受所能承受的极限空间。可以说,这是文体的进步,是对汉语文学的一种贡献。但是,我们的散文批评界的“权威人士”却颇不接纳,固执地用“写真情,写自我”的传统散文观打压它,而被隆重推出的,差不多都是“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的作品。给人的影响,是宁可文体退步,也绝不鼓励积极探索。对此,轻者说,是批评的滞后,严重一点,是抱残守缺,甚至是迂腐愚昧。
    总的来说,我们的文艺批评,要想有效地推动文艺创作,应该注意“两个之外”——
    一是功利之外。既要警惕政治功利主义,更要警惕经济功利主义,摆脱依附,形成独立的批评人格。
    二是身份之外。要放弃自我优越的评论地位,也要走出去,走下去,读进去,即:要贴近现实,贴近创作者,更要贴近创作文本,建立一种关注社会,尊重创作,与创作相互涵养、共同成长的批评生态。
    这样的主张,其实是很小儿科的说法,居然还言之凿凿,旁人尚未理会,说者自己先就惭愧了,悲夫!所以,不妥之处,请大家包容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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