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傲慢与偏见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邵燕君 发布时间:2009-03-30

邵燕君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著有《倾斜的文学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美女文学现象研究》(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等。发表论文多篇,曾当选“2006年度青年批评家”(第五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推选)。

    这些年来,随着“市场化”转型,“媒体批评”的兴起,人们不断在强调“学院批评”的责任,寄望 “学院批评”借助学院体制和学院规范,确立批评的客观性、纯正性和专业性。这一点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今天,在重申责任的同时,我特别想谈谈“学院批评”的局限。因为我发现,近年来,学院批评在“失范”的同时,又表现出相当的狭隘封闭性,对一些具有广大受众、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作品和创作潮流缺乏应有的关注热情。由于我们今天的“学院批评”基本上是建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强化起来的“纯文学”审美体系上的,因此,对“学院批评”局限的反省也是对“纯文学”审美体系的反思。另外,需要一点说明的是,我这里说的“学院派批评”,也主要指持“纯文学”批评观点的批评者,不包含所有出身、供职于学院的批评者,当然也不局限于学院范围。
    由于在大学任教,这些年来我觉得,“纯文学”的审美原则可谓深入人心,它几乎被当作一种天然的法则被接受了下来。在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看来,文学已经与现实无关。那些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的现实主义力作,可能仅仅因为一些叙述方式没有跨过他们心中的“纯文学”门槛就被摈弃在外,有的甚至连看都不看就自动将之归结于文学史上某种已经过时的作品而予以忽略。这种文学上的冷漠自然与政治上的冷漠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有一种专业性的傲慢,这当然是我们多年文学教育的结果。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看到,“学院派”的傲慢已经导致了很多明显的偏见。
    比如,对“底层文学”的看法。“底层文学”自2004年前后兴起以来,在文学界内外都产生强烈反响,成为90年代以来文学进入“无主潮”阶段后最大的主潮,也是文学“向内转”进入“纯文学”以来,作家首次集体面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创作,体现出的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对于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多重复杂性的潮流,学院派的反应总体来讲是较为冷漠的,这冷漠中甚至有某种隐约的恐慌和敌视,似乎是新一轮的“题材论”的卷土重来,对其“文学性差”的批评中也带有不屑乃至指责的意味。如果说,“底层文学”确有特定题材的限制,这题材的背后也蕴含着立场。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底层”的苦难为题材的写作,与“50—70”年代的“题材论”写作有何不同?其异质性和反抗性在被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坛接纳后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如果说“底层文学”确实普遍存在“文学性差”的问题,其原因何在?与这些年来“纯文学”占据审美霸权后现实主义传统的中断、衰落有何本质关系?“底层文学”的深入发展是否正是长久困顿的现实主义创作走出困境的良好契机?文学体制在作家培养、编辑方针、批评原则上是否可以做出某种调整?这些都是应该认真面对、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很多“学院派”的学者、批评家不愿也不屑于面对这些问题,常常是一句“文学性差”就将其简单“定性”,并逐出评论视野。
    “底层文学”虽然不断受到学院派的嘲笑指责,但至少还被看到、谈论,因为它本质上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文学”。而真正属于“底层写、写底层、底层看”的文学其实更在其视野之外,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发端于80年代中期,在“当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90年代异军突起。当时,大量发表打工文学作品、以“打工一族”为主要读者群的《佛山文艺》最高发行量逾50万份,超过《收获》、《当代》、《十月》、《花城》文学期刊“四大名旦”发行量的总和。号称中国最早打工刊物的《大鹏湾》发行量也稳居十万份以上。此外,还有打工作者自办的民刊《打工诗人》(2001年)和网站的“打工诗人论坛”(2002年)等。“打工文学”的意义正如有“打工文学评论家”之称的柳冬妩所言:“它揭示了被这个大时代有意遮蔽的另一个部分,在打工作品里,我们时代的生活得到了系列的呈现,虽然这种呈现还是相当的枯燥,但是它却让人们得到了一种健全的主体性感受。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尊重被表述者的话语权。我认为,打工文学是两亿农民工争取他们的权利在目前来讲最合适的渠道,其他的渠道我们这个国家还不是太健全。”
    对于这样一种与当下2亿中国人息息相关的文学,这些年来“学院派”基本是漠视的。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的深圳文联副主席杨宏海就在《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其文位于该书首篇)一文中谈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打工文学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种惊人的漠视的借口之一,是打工文学的文学价值不高。应该承认,打工文学在文学技巧和手法乃至语言上确实还比较粗糙,和占据主流的纯文学流派比,确实有相当的差距。但是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精英阶层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对来自劳工大众的新的文化景观视而不见。”
    这漠视中自然有令不少“打工文学”作家、评论家激愤的文学精英“自我封闭”的原因,但其实也显示了“纯文学”审美体系对这样一种文学创作无法评价、难以定位的无能为力。“打工文学”的鲜活性、丰富性和真挚性有目共睹,,但其文学样式和水准基本相当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和“朦胧诗”阶段。当我们的主流文学已经经过了“现代派”的洗礼成为“纯文学”以后,如何将这些“过气”的文学纳入文学史序列呢?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以一句“文学性不够”拒之门外。
    这些年来被“纯文学”审美体系拒绝的作品很多,除“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外,另一个更远的例子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年,正值“文学变革”发生之际,路遥在文坛整体趋新的潮流下,坚持选择被“先锋派”宣布过时的传统现实主义方法撰写这部“生命之作”,结果果然在当时遭到期刊界、出版界的冷遇,过后的也受到评论界、学术界的长期漠视。但与此同时,这部作品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民间默默流传,堪称“新时期”以来在普通读者间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经典”,其经典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来 。
    如果一种审美体系自它建立之后,漠视了如《平凡的世界》这样的流传最广“民间经典”、如“打工文学”这样的人数最众的“生存性写作”,也不能正确评价如“底层文学”这样影响最大的文学潮流——而且它们都属于传统意义上典型的“严肃文学”——那么,这套审美价值体系所依据的“文学性”是否需要反思?
    当“学院派”学者批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文学性”不够时,这个“文学性”似乎是天然存在、不证自明的。事实上,这个“文学性”恰恰是需要自我反思和历史还原的。当我们把 “纯文学”审美体系的“文学性”还原到它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其背后的特定性及其可能演化出的封闭性就显示出来了。
首先,文学标准上的排斥性。当年“形式变革”的挑战对象是多年来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的霸权,现代派文学标准不言而喻地成为“纯文学”的核心标准。而时过境迁之后,这一标准越来越被本质化,成为一种普范性的“文学性”标准。今天,许多人在批评“底层文学”的“文学性”差时,不知不觉地运用着现代主义的文学标准,如寓意、象征等,而非大多数作品使用、而且也最适合这类作品使用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这是天然不公正的,评价也是不准确的。
    其次,“纯文学”定义的狭隘性。“纯文学”主要倡导者之一李陀在2001年再次带头“反思纯文学”时曾说,“纯文学”在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型中,“形式”原本是作为一种策略提出的,变革者寄望“新思想在新形式下慢慢滋长起来” 。遗憾的是,新思想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滋长起来。结果“纯文学”之“纯”只被局限于形式的翻新,而题材的开拓性、思想的突破性被排除在外,“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在这方面的价值不能被估算进来。
    第三,专业主义的保守性。作为“文学变革”的直接产物,当年的“先锋文学”是具有鲜明挑战性的。而它演变为对社会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实际触及的“纯文学”后,不但失去了挑战性,而且成为最安全的文学。在与“专业主义”结合起来后,“纯文学”越来越中产阶级化,甚至连形式的“爪牙”也被卸掉,所谓的“文学性”不过是真善美加文人雅趣,因而,特别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在“底层文学”每每由于触及敏感的现实问题被质疑压抑的同时,“纯文学”日益成为各种政府奖的宠儿。从这个角度说,“底层文学”倒可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先锋性”的文学,而“纯文学”则演变为最主流、最保守的文学。
对“纯文学”审美体系封闭性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回到“文学变革”以前,从前的文学制度和“现实主义审美霸权”是不可回复的。文学场中各种力量对于“审美霸权”的争夺永远处于较量之中,“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出现,其实又是对这些年来居于审美霸权的“纯文学”审美体系的一次挑战。希望这样的挑战可以促使文学体系再度开放和更新,破除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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