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商品与文化自觉的三角恋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岳永逸 发布时间:2009-03-27

岳永逸
    1972年生,四川剑阁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北京市“百人工程”中青年理论人才培养计划成员。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在《二十一世纪》(香港)、《民俗曲艺》(台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等海内外刊物发表有文章《脱离与融入:近代都市社会街头艺人身份的建构与获得》、《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等。2004年分别荣获“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理论文章二等奖”、“北京市文联第三届文艺评论奖理论类一等奖”。已经出版专著《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2007)、《田野逐梦:走在华北乡村庙会现场》(2007),参与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2006)、《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2006)等。


一  想像的“民间”与“原生态”

    1、媒体中泛滥成灾的原生态
    如今,在中国的媒体语言和学术语言中,“原生态”已经是一个时髦而含义丰富的词汇。在百度上一搜索,就有近360万篇“原生态”的网页。更多的阐释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使得它比在百度中能搜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页多出了近一倍。
    在中国,“原生态”滥觞于民歌相关的比赛和电视节目。20世纪末,央视先后推出过侗族大歌、“魅力12”和“民歌•中国”等栏目。2004 年,央视又举办了有44 个民族、1300 多名歌手报名参加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从2002年2005年,作为国家的文化主管单位,文化部民族民间艺术发展中心先后与浙江仙居、山西左权、北京宋庄等地联合举办了三届“南北民歌擂台赛”。2006年,当央视第十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门分出“原生态唱法组”时,“原生态”在学界,尤其是音乐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论争的热点(乔建中,2006;田青,2006)。由此顺势而生的“原生态民歌”、“原生态歌舞”、“原生态音乐”、“原生态旅游”、“原生态课堂”、“原生态购物”、“原生态艺术”、“原生态食物”、“原生态文化”等频频出现于媒体和学界。
    2、原生态的词源学
    与“朝圣”(pilgrimage)、“社区”(community)等学术名词一样,原生态(original/ primitive ecology)多少都有些外国的血统。在国外,它生发于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生物科学,是原生物与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乔建中,2006:26)。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原生物(eobiont/protobiont)指“假想的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型”,生态(ecology)指“生物在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活习性及生理特征”。复合之后的原生态指那些未受到人类开发与影响的原始生态或生态原状,乃地球的“世外桃源”,原始、自然,象征着物种多样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这样,原本用于自然科学,本来就有着一种“预设”成分的术语在引入人文社会科学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转换,成为一个“假想”性或者说“理想”性的词汇。 即,想像性地认为存在一种与现代工业文明、科技文明、都市文明迥异,来自于大自然的、野生的、乡村的、朴拙的、边远地区的、非城市化的、市井的、非商业化的文化。它是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都市文明的“照妖镜”,是他者对“异文化”主观想像性的期待和认同,是人类学所说的客位(etic)认知。在一定要求“发展”的当下社会,出于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考虑,这种原生态文化也就可以复制、搬迁、改造与利用。
    3、民间与原生态:两个世纪初的同质想像
    从五四以来,“忽视了民众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的认知、主动把握和运用”(岳永逸,2004:51),志在民族振兴、富国强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对“民间”有着或积极或消极的浪漫想像(洪长泰,1993:272-294;赵世瑜,1999:275-284)。这使得民间艺术、民众的知识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并得到正反两方面的挖掘。五四后,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后来鲁迅对木板画的提倡和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对妙峰山香会的调查等都源于对想像性的“民间”的正视。但是,虽然不少知识分子“眼光向下”,并“到民间去”实地调查,但乡村、民众、民间始终都没有摆脱意在要“改造”、“提升”、“教育”民众,有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想象性”存在之窘境。即,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隔岸观火式地站在自己的立场,赋予了“民间”无穷的意味。这种客位认知基本决定了早期民俗学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如同著名学者杨堃(1936:12)70多年前在一篇小文中言简意赅总结的:“我觉得以往的民俗学运动的失败,大半是在于未能深入民间,真正的与民间生活打成一片。”
    今天,“原生态”在中华大地的泛滥与近一个世纪前“民间”的泛滥和发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是基于相似的想像性认知,既出于对当下急功近利、浮躁、文化贫瘠的认同与抗争,也出于对在“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下民族性迷失的焦虑,远离都市尘嚣并较少受现代性污染,还在“边远”之地生活世界中传衍的“民间艺术”纷纷被不同群体迫不及待地贴上“原生态艺术”的标签。民间的、乡野的、封闭的、落后的等等长期具有负面价值评判色彩的术语所表述的生存环境、状态和方式被来自都市的他者美化为“原生态”,并渐渐内化为当地人的“原生态”。进一步,根据不同群体的目的各异的需求,这些原生态艺术或者被装饰、升格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被打造成赢利的商品,或者成为“木乃伊”式干瘪的展演,最终导致“走向死亡”的发展。
    进一步言之,虽然说一个世纪以前的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想像是主观的、高高在上的,但它却充满着启蒙意味和“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两肩担道义”的精神。与之不同,今天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整体性地对民间的想象则是虚妄的、随意的,工具理性左右了一切,想像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本质是要“消费”、“享受”民间,而非保护、发扬。因此,“民间”或者说“原生态”也就成了可以被不同群体随意揉搓的“玩物”和利用的工具。

二  作为“商品”的民间艺术

    1、主位视角的民间艺术
    对于文化传承人而言,即从主位(emic)的视角而言,在他者观念或想像中也即客位(etic)认知的民间艺术或者说原生态艺术却是伴随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传承和演变的,是 “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24-30)的乡土社会的知识、民间智慧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对自然、社会的基本认知,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是生活化、常态、素朴、率性与自由的,充满野性也彰显人之本真,既有着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更有着象征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基因性、根源性和丰富性和多向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而言,原生态艺术或者说民间艺术有着约瑟夫•皮珀(2005:29-30,56-60)所谓的“自由的艺术”的本质,它既是特定群体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该群体生活的源点与动力机制。
    2、民间艺术的衰变
通常而言,民间艺术的演进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型而全面引发的人们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民间艺术必然的变异及衰亡(Bausinger,1990);二是出于人为的原因,在“革命”、“发展”、“前进”等带有欺骗性口号的引导和盲动下,人为对民间艺术的摧毁与破坏。前者是民间艺术传承的普遍特征,后者在中国体现则尤为突出。
    从洋务运动开始,在西方文明的标准下,主导中国社会前行的一直都是“改革”、“革命”、“发展”、“现代化”这些大词。不同的政党、统治者始终都试图用“洋”改造“土”,或者将“俗”改造、提升成“雅”。传统的民间艺术要么被不同程度地压制与摧毁,要么被改造和利用,这都在文革达到极致。在政治就是一切的年代,艺术与人一样,都是政治的奴隶与跟班。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取代了政治独尊的局面。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拜金主义悄然无声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Xin Liu,2005)。在此大背景下,衍生于乡土的民间艺术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在名利的引诱下,在好生活(good life)图像的召唤下,当下民间艺术享有者、传承者常被动地盲从于现代商品市场的游戏规则,简单、粗暴、快捷地将艺术变为商品,廉价地批量生产,成为“卑从的”、发财致富的工具。因此,短视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正无情地蚕食着那些有着保护、传承价值的民间艺术,肢解着本已不多的民间艺术的传承人及其知识和技艺。
    3、向文化市场挺进与舞台真实
    在都市文明的引诱下,在当地人自身要全球化、市场化,“发展”的主动追寻下(简美玲,2007),在生活中自然生发、传衍的仪式展演,尤其是歌舞等表演性艺术被媒体、市场、文化经纪人以及当地人“共谋”包装,成功转化为商品。这构成今天中国文化艺术市场繁盛的图景。
    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西藏的《多彩哈达》、湖北的《比慈卡》、内蒙古的《天堂草原》等都是在少数民族的草根艺术基础上,融合灯光、道具、舞美、造型、服装等现代时尚元素,进行商业化包装,成功打入市场。在首演当晚,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打造的大型土家族风情歌舞《比慈卡》就创下了一千万的全球巡演冠名权。一时间,此例作为民族文化商品化的成功范例,得到大为称颂并群起仿效。在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充分吸收、利用、改造而成名后,杨丽萍拖着略微有些瘦弱的身体又向世界屋脊西藏挺进,将藏族的舞蹈舞台化,商品化,并同样在从里到外都全面西方化的京城造成轰动。迎合市场和媒体游戏与都市“快餐文化”生产的潜规则,时下火红、被媒体追捧和自己加封为“草根相声”大师的郭德纲(施爱东,2007)也将相声商品化,并进一步使相声这种原本完全平民化的艺术成为当下城市新富的“夸富宴”和“有闲”的象征(岳永逸,2007a)。
    事实上,当今表面兴盛的民俗旅游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共谋的结果,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骨子里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诉求(刘晓春,2001)。对原生态艺术品牌的打造、提倡的复杂性和欺骗性颇类似于改革开放后的“民俗旅游”。作为商品的民俗旅游是民俗传承者和观光客相互对视所产生的心理期待和双方互想中合力完成的。对于观光客而言,他们在寻求“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还要展现自己的闲暇、身份与优越,并在旅游现场表演“真实”引发的新奇和比较中获得自我满足与认同。
    马凯乐(MaCannel, 1976)的研究表明,民俗旅游将民俗商品化,破坏了地方文化和人际关系的真实性,是舞台性的,旅游活动是提供给他者假东西的“伪事件”。人们在旅游现场所获得的关于旅游地文化的真实感觉是当地人主动迎合观光客心里期待的舞台真实,是与本地人生活有着差距的虚假真实。显而易见,虽然在舞台上或展厅中的原生态艺术确实与其传承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同样是充满了虚假的真实,而这虚假的真实不但符合商品市场的运作逻辑,还迎合了观者对“异邦”的想像。
    与此相类,尽管可以说《比慈卡》的成功是一次“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许鑫, 2006),并有利于民间艺术的播化,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结合显然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生态,主要是迎合了都市消费者等他者胃口及其自我认同的观赏性舞台艺术,迎合了消费者对原生态艺术——民间艺术的想像与期待。与其说这些舞台化的东西是原生态艺术,还不如说是商品,它有着自己的买家和卖家。
某一原生态艺术或者说民间艺术之所以被选中进行打造,根本原因是它能带来经济效益及声誉,至少在打造和包装之初,包装者和被包装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益以及名誉最大化。在此意义上,民间艺术只是经济的工具(岳永逸,2007b:130-131)。但是,不论是将所谓的原生态艺术成功的商品化还是失败的商品化,也不论此过程带给原生态艺术的是福音还是灾难,这一转换过程中多少都有参与者的“文化自觉”意识。

三  片面的文化自觉
    1、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既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认知,也指人们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还指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主动寻求“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文化关系的建立(费孝通,1997;2000;2003)。这种文化自觉,尤其是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珍爱,在今天日本落语的传承人身上有鲜明的体现。他们能够自豪也自信地说:落语“肯定会经历很多的风雨曲折,但是如果它消失了,日本也就会不再存在了。它被日本人民深深地喜爱着”(岳永逸,2006:29)。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原生态”、“民间”、“民俗”、“民间文化”这些词在21世纪初受到社会整体性的关注与应用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有了些文化自觉意识。与“原生态”相关联的系列术语的出现、“申遗”的全面铺开、民俗旅游的开发等等,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格局下人们对传统文化地位日益下降的一种警觉”,“一个立足于重建我们民族文化体系的警号”(乔建中,2006:26)。乐观地讲,关于原生态艺术、民间艺术的这种文化自觉也可以接续历史,凸现艺术的本质,提倡真情、个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田青,2006:17 )。正是这样,“原生态文化”最终被大众化为“较少被现代文明冲击或保持着较多原始生活习俗或民风”的代名词。
    2、工具理性左右的文化自觉
    同时更应该看到的是,在我们主动参与并掀起的“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些许的文化自觉潜存的是对现状、前景的不自信、焦灼、急功近利与浮躁。正因为如此,当今社会各界有的文化自觉就远离了费孝通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高远境界,而成为“片面”的文化自觉。民间艺术的传承者憧憬着“发展”和过上“好日子”的幻像,为官者的目的是政绩和升迁,商人的动机是赢利和赚钱。这样,无论是打着保护还是打着开发、发展的旗号,民间艺术只是互相利用的异质群体各取所需的工具。最终,被想像的原生态、重在牟利的商品化的民间艺术和片面的文化自觉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在需要的情形下,任意一方都可以在与其他两方中的一方维持着正式“夫妻关系”的同时,随心所欲、心照不宣地与第三方通奸、调情。这也形成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市场繁荣的镜像。
    在北京天桥中幡成功申遗的前后,作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政府官员起了主导作用,以了解研究民间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则尽心尽力为官民双方出策出力,中幡的传承人则希望能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标签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品牌效应和经济利益(杨静,2007)。这样,天桥中幡最终被合力共谋打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桥中幡也最终成为心怀鬼胎的参与各方博弈的平台和利用的符号。但是,各自的利益和宿求又不同程度地伤害着原本是街头艺术和作为一种生计方式的天桥中幡。仍然在不少表演场景奋力舞动的天桥中幡正在被参与各方改造成交际工具、可以产生货币价值与名誉资本的商品。简言之,片面的、被工具理性左右的文化自觉促进了民间艺术与商品之间的联姻和转换。

四  简单的结语
    事实上,包括相声、中幡,壮族歌圩(陆晓芹,2006)、马街书会(王诗愉,2007)等等,今天要保护、申遗的、原本生发于底层和生活的民间艺术,几乎都在经济市场游戏规则的支配下,在金钱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诱招下,被商品化,只是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形成今天中国经济大潮中的蔚为壮观的文化经济。接下来的问题是:包括传承人在内,在参与各方的共谋下,一窝蜂式急功近利地将民间艺术商品化究竟能产生多久的经济效应?民间艺术-原生态艺术原本是民间的,它是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土生土长、源自乡野、市井的民间艺术究竟该何去何从?它可不可以不被商品化?或者说,它能不能够不因为商品化而完全忘本变质、数典忘祖?
    或许当整个社会能自觉地不再将民间艺术与政治、经济或市场“拉郎配”时,我们会拥有更多的民间艺术。因为作为生活本真的民间艺术有着工具价值,但绝非仅仅是“工具”。我们需要对民间艺术有真切的调查、认知,而非主观的想像;需要把民间艺术还归于生活,而非仅仅是悬浮在生活之上的飘渺的艺术;需要有独立反思和批判精神的高远的文化自觉,而非片面、偏狭、短视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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