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作者:谢嘉幸 发布时间:20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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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嘉幸
    博士。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音协教育委员会主任助理、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音乐美学学会理事、音乐传播学会理事,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政策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音乐研究会(APSMER)顾问,西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院外考试委员。出版的专著有《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音乐分析》、《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反熵•生命意识•创造》等多部;发表论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近百篇,先后出访德、英、美等国及香港、澳门等地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学活动。

    此次论坛上我的发言题目是“尴尬、彷徨与多元分离--音乐审美批评的当下处境”,其原意是想借此题目,纵横捭阖地谈论一番我国音乐审美批评的当代景观。忽见居其宏先生已撰文《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为“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而作》 ,觉得本人的论题与此题目有所雷同,尽管所见定有所异,却确有累赘之嫌。不如从居文所提及的有关“新世纪中华乐派”争论的一些语境来展开音乐批评热闹之一角,也增添一些阅读的乐趣。于是有了现在的题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之“走出西方”争论始末谈起》。
    毋庸讳言,音乐批评界的“新世纪中华乐派”之争论,我和居先生都是当事人,按“常理”来说,还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的论争双方。正如我在大会发言时所说,居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仅邀请他写文章批判我,还邀请他来参加这次的大会,因此大家为我的这种态度鼓掌。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谈论这件事绝不是要表白本人的虚怀若谷、为人谦和。而是企图探讨,在我们当下的音乐批评、文艺批评,乃至人文学术批评氛围中,能否寻找一种新的讨论问题的心态和方式。因此,我用苏东坡的两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说明,在多元框架中建立新批评方式的可能性 。
    苏东坡的这两句诗内涵了这样一种认识,对同一件事物,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是可以有不同结论的。换句话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并不一定只有一个是唯一正确,另一个就绝对错误。这样的“老生常谈”似乎陈旧迂腐,却常常是学术争论双方所忘却的一项重要原则,由此横生了众多“决一死战”、“慷慨悲壮”或“势不两立”的场面,则为我们司空见惯。其实,人文学术批评乃至争论,如果多一些“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认识,多考虑一下对方为什么会有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从而挖掘更多的争论内涵,原本是要有趣得多的。当然,这一观点的阐述,也绝不意味着文艺批评,不能够“慷慨激昂”和“壮怀激烈”,乃至“极而言之”的叱咤风云。反之,遇到与自己所见不同者出现这种态势,应多有反思,为何对方有如此悲愤在胸;这一阐述也绝不意味文艺批评没有是非曲直,而是要搞清楚:是“见解”的不同,还是“是非”的不同,是价值取向的不同,还是客观事实的颠倒。当然,要说明上述的认识,确实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正好近年音乐批评领域有“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中关于“走出西方”的争论,可作为很好的案例,供对这一认识的“举例说明”。
    “新世纪中华乐派”争鸣中有关“走出西方”争论始末
    正如居其宏先生在《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  一文中所说,“新世纪中华乐派”,最先由金湘多次撰文用“中华乐派”概念加以倡导,后由赵宋光、金湘、乔建中和我在《人民音乐》发表的《“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 一文正式阐述,后在有关该主题的多次研讨会以及音乐学术刊物上,有众多的音乐学者参与讨论。当然,本文无意展开有关该论争的全部,而仅就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言观点分歧的第二点----对“走出西方”的不同看法作一陈述,并集中陈述在居先生批判我这一观点的两篇文章《“宏大叙事”何以遭遇风险》 、《“宏大叙事”需要科学精神》 发表前后的一些事项。
    “走出西方”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一文中,但没有更多展开,居先生在其《新世纪创作思潮的激情碰撞—对作曲界三场论辩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已有批评 。认为 “所谓‘走出西方’若将它作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整体性主张,即便算不得国粹主义、保守主义在当代的新变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随后,赵宋光先生则以《邦境邦语五十冬》一文加以回应 。确实,如居先生所言,为了推动这场争鸣,我于2006年8月间,给居先生写了如下这封信(并附上文章):

居兄其宏先生:
    寄上拙文《走出西方--一种新世纪华人作曲家音乐创作语境的探究》,如有价值,望不吝赐批。久仰先生文风学品,更珍多年之谊。然学术之争鸣,实不为争一高下,亦不仅为“吾爱吾兄,更爱真理”乃尔(此言大具唯我独真之势)。窃以为如果音乐文化是一座大山,那音乐批评应该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局面才属健康。每个人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运转,因此每个人的表达又是有限时空的有限表达,这一认识足以令我辈期盼的是真正的倾听,而不是目空一切的妄自尊大。

弟敬上

    随后,居先生写了有关于此的第一篇完整的批评文章《“宏大叙事”何以遭遇风险》,并以此作为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的参会论文(全文19249字)。 该文后发表在《中国音乐评论网》。居先生在该文中,分“走出西方”的来历初探;“走出西方”与“走出传统”;“走出西方”的历史判读;“走出西方”的现实判读;“走出西方”的阐述矛盾共五个部分对“走出西方”加以批判(这段论述共4752字)。主要观点如下:
认为《走出西方》一文将作曲家陈其钢“走出现代音乐传统”的观点与作曲家瞿小松“走出西方阴影”的观点,直接转换成“走出西方”,逻辑上是把原来的特称判断偷换成全称判断;“走出西方”理念阐述中的“不否定百年来学习西方的成绩”以及“新世纪还要继续学习西方”之类的解释和说明,是为了“修补漏洞”,“掩饰它自身具有的某种强烈倾向性”而附加上去的,既不具逻辑同一性,内涵也相互矛盾;“超越西方”更科学。
    要提“走出西方”,也要提“走出传统”,两者不可偏废。
    对《走出西方》一文引用学者秋风“将专制社会体制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企图以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却南辕北辙,导致百年中国陷入专制与暴力交替循环的怪圈”等论述,表示“颇不以为然”,认为“其研究态度和学风是要不得的”;并认为指出“五四”时期“反叛传统音乐”、“全面反传统”的偏差,其剑锋所指,不仅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匪石及主张“中西结合”的萧友梅和刘天华们,而且也株连到了当时力主“复兴国乐”、对引进西乐有“移商换羽”之痛的郑觐文诸人,是“一棍子扫倒刘天华”。
    认为《走出西方》一文在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并将它概括为两次西乐东渐和中国音乐家的两次回应基础上,指出“上一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是在‘走进西方’的这一杆旗帜引领之下完成的”的判断存在严重偏颇,“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症候的分析也是“理解误区及逻辑混乱”,是为了满足其“自我论证”的需要——先心造一个“幻影”,然后如临大敌,大加攻伐的唐吉珂德与风车之战。 
    居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自己“三个‘继承与超越’同时并提”的观点:
    “继承并超越西方专业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洋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继承并超越中国古代及民间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古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继承并超越百年来的我国新音乐传统”,以创造不同于前人的新世纪中华音乐。 
    在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上,对于居先生该文,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赵宋光不赞同将中国音乐传统和西方音乐传统平行放置,认为前者是主体,后者是旁体,“欧洲文化作为旁体不能代替主体。我们的归属是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主体音乐文化,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应加强。” 金湘也认为三个传统并列不好,“母体不是走进走出的问题,我们背靠传统,无所谓走进走出。” 我本人则认为:“‘走出西方’并不是要抛弃西方回到古人,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任何民族文化的成熟都要寻找自己的自觉意识。” 刘靖之则认为“‘走出西方’可以理解为抛弃西方的影响和控制,也可以作为在学习西方之后自立门户,与西方鼎足而立”。 我本人还在会议期间直接和居先生交换意见,强调说明“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是在西方文化的怀里长大的,也还应该有要求生下来的权力,‘走出西方’正是这个意思” 。
    会后,居先生又写了第二篇文章《“宏大叙事”需要科学精神——“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归来谈》(全文5786字) 。文中继续对“走出西方”展开批评,指出:“新世纪中华乐派”和“走出西方”这两个“宏大叙事”之所以遭到众多诘难,乃是因为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理论阐述暧昧不清,历史和现实认知存在不少偏颇;不要把传统文化天使化;认为《走出西方》一文科学精神匮乏;“超越”比“走出”好,但必须是“三个‘继承与超越’同时并提”(与前文相同的观点此处略) 。
    居先生的第二篇大作语气上缓和一些,但新的批评由于对《走出西方》一文有“科学精神匮乏”的结论性判断,其分量感觉起来还是加大了 。时逢北京文联策划“2007北京文艺论坛”的新主题——《批评与文艺》 ,希望我来策划音乐的分论坛。我立马想到一定要请居先生来参加会议,不仅因为先生在音乐批评领域的威望,也因先生对我的批判。
    争论的语境之一
    不同的批评理路
    在开篇时我已经阐述,文艺批评可有两种不同的理路。一种是,就是非之不同,事实之真伪展开论辩,所使用的批评“武器”,诸如:逻辑是否清晰,论述是否自相矛盾,争辩是否科学等等;另一种,就同一现象的不同见解,同一事实的不同价值判断展开论辩,所使用的批评“武器”,诸如:从某种角度出发,会有这样的认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又会有别样的见解,从而追问不同观点的不同语境,注重不同观点的语境和产生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论辩理论,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矛盾律,不需要科学精神。但与前一种不同,这种论辩不是(或不只是)致力于驳倒对方,而是尽可能的发现对方不同观点的原因,因此更侧重于倾听。
    从前文对“走出西方”的批评来看,居先生所采用的批评武器,似乎更倾向于前者。诸如 “国粹主义、保守主义在当代的新变种” ,“乌托邦式的空想”,“逻辑上是把原来的特称判断偷换成全称判断”,“既不具逻辑同一性,内涵也相互矛盾”,“文字表述缺乏应有的规范”,其“研究态度和学风是要不得的”  ……等等判定式语词的使用,更倾向于说明居先生认为他所论辩的,属于“是非之不同”与“事实真伪之不同”,态度之激烈,言辞之犀利,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然,我本人至今对居先生撰写这两篇文章的良好用意没有任何怀疑,正如居先生在第一篇文章末尾所说的“用心不坏,态度还算端正”  ,其诚恳至今也还令我感动,其所论述的(至少对我来讲)还是不无启发的。但居先生有如此良好的出发点,为何一落笔,又如此激烈呢?难道他真的希望在读者的心目中,他的论辩对手,是逻辑混乱,思维偏激,偷换概念的……人吗?我绝不相信这是居先生的本意。
    但,我们在文中却着实看到了居先生这种批判式的书写,那是什么原因呢?
不同的认识兴趣
    也许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德])的认识兴趣理论,可为我们解开这一困惑提供有益的参考。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认识兴趣决定了人的认识活动。他将人的认识兴趣分为三种:技术的兴趣,解放的兴趣和实践的兴趣,对应于三种科学:自然科学,批判科学与精神科学。技术的兴趣,是指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支配或驾驭外部世界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解放的兴趣,是指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目的是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一切批判性的科学就是在解放的兴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的兴趣,是指维护人际间的相互理解的兴趣。实践兴趣是精神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促进相互理解在精神科学领域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能够使双方的对话持续下去的相互理解,是精神科学的首要特征。
    非常高兴看到居先生强调了科学的精神 ,本文当然无法考察居先生所依据的科学是自然科学,批判科学,还是精神科学?也许居先生本人会更清楚。当然,如果纯粹从两种批评理路的区别来看,就是非之不同,事实之真伪展开的论辩理路,更多倾向于前者,也就是自然科学和批判科学的,而就见解不同与价值差异的论辩理路,则更倾向于精神的科学。从兴趣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兴趣是驳倒对方,后者的兴趣是了解与理解对方。
    争论的语境之二
    差异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实是这场争论的重要缘由。客观地说,居先生在是非与事实之辩的批判书写中,还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比如“强烈倾向性”等表述。但由于先生更多地采用是非之辩的批评方式,在判断中就显得有些武断,比如“‘走出西方’理念阐述中的‘不否定百年来学习西方的成绩’以及‘新世纪还要继续学习西方’之类的解释和说明,是为了‘修补漏洞’,‘掩饰它自身具有的某种强烈倾向性’而附加上去的,既不具逻辑同一性,内涵也相互矛盾”……等论述,何以见得?更为甚者,则是对《走出西方》一文指出20世纪“反叛传统音乐”、“全面反传统”的偏差时的演绎,认为这是对包含提倡“中西结合”的萧友梅和刘天华们,乃至力主“复兴国乐”的郑觐文诸君的“一棍子扫倒”(见前述)。而这样的演绎完全没有原文表述的依据。
    但,如果我们同样陷入是非之辩,而不细察居先生强烈价值倾向的内在冲动,就会读不懂居先生在维护“新音乐”传统时的良苦用心,而遗失了从内心深处感悟这位音乐批评家赤子之心的难得机遇。换句话说,在第二种批评理路中,不仅不同观点是可以相互赞赏的,辩论对方的非理性表述也是可以宽容和理解的。因为有时恰恰是这种表达方式,更显示了表达者感性存在的真实性和个性。也就是说,辩者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还是活生生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还是有个性和可爱的人。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体验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在本次论坛上有关应该学会听不同的声音所举的例子。我谈到了储望华。作为旅居国外的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储望华著文《读〈“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之杂感》参与了“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讨论,他在文中对中华乐派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应该摸索一条如何‘走出西方’的路子”,“老跟在西方后面没有出路”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时,有些老师对此有看法,觉得他怎么能这么写。而我则认为,要学会听不同的声音,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不同的观点,往往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体验,储望华的父亲是储安平,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遭遇,令他们对政治语境下的“民族化”声音有特殊的敏感性。珍惜这种不同的观点,也就是珍惜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体验,珍惜了我们社会一笔沉重而非常宝贵的遗产。
    争论的语境之三
    见解的不同
    在有关“走出西方”的争论中,最重要的分歧其实主要还是对基本观念上见解的不同。
    在如何看待传统上,居先生的观点是,走出西方,同时也要走出传统;而本人则认为,一种文化是不可能依靠对自身传统的彻底否定而获得进步的。金湘也认为,传统“不是走进走出的问题,我们背靠传统,无所谓走进走出”(见前述)。
    居先生认为,当代中国音乐对三个传统(中国古代与民间的音乐传统、近现代的新音乐传统,西方专业音乐的传统)都是继承的关系,平等并行;而本人则认为,三个传统来源很重要,但当代中国音乐对中国的音乐文化传统(包含古代与民间音乐以及近现代新音乐传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西方专业创作音乐则是借鉴的关系。赵宋光也不赞同将中国音乐传统和西方音乐传统平行放置,认为前者是主体,后者是旁体,“欧洲文化作为旁体不能代替主体。我们的归属是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主体音乐文化,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应加强。”(见前述)。
    当然,有关不同的见解,此处不一一列举。本文想说明的是,见解不同是正常的,正如标题中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两句诗。见解不同是可以讨论和相互补充的,因为每个个人都很有限。我曾经和一位持“可知论”的音乐学家讨论问题,我说,你的爱人和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你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但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反驳说,你是个不可知论者。 他说的并不全对,因为我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不可全知论者。世界上又有谁是全知全能呢。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给居先生的信中强调:每个人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运转,因此每个人的表达又是有限时空的有限表达,这一认识足以令我辈期盼的是真正的倾听,而不是目空一切的妄自尊大(见前述)。
宏大叙事与个体局限性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既然我始终对个体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又那么喜欢“宏大叙事”,以至于让居先生两次撰文,为“宏大叙事”敲响警钟。我在《走出西方》一文中,确实说了“‘走出西方’如果将其上升到一种音乐思潮,甚至是文化思潮,就可能蕴含‘宏大叙事’的风险”这番话的。 但这里我要声明,我在《走出西方》一文中所使用的“宏大叙事”是借喻。真实的“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即“没有前提的叙事”,这与我和居先生所言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用麦吉尔的话说,“宏大叙事”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叙述。罗斯则认为:“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  试查看,无论是我的“走出西方”,还是居先生的“三个传统”,哪一个是“宏大叙事”呢?
    读者或许会认为,音乐批评怎么能如此不严肃呢?坦白地说,我就是由于看不惯在“宏大叙事”等后现代语词横行时代,有些人躲避宏观批判犹恐不及,才反讽式地使用“宏大叙事”概念来表述对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宏观见解。这里我有义务说明:“走出西方”不是“宏大叙事”,因为它是有前提的,以我们学习西方一百年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它也是可言说的,正如由此引发的讨论。
    行笔至此,该走出那场争论,回到我原本设定的话题了,这就是,要摆脱“尴尬、彷徨和多元分离”的音乐审美批评困境,就要“学会说话”,“学会对话”,更要“学会听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的这种多样化关系,做到这三点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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