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公共空间、社会正义或道德律法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作者:吴俊 发布时间:2009-03-18

吴俊
    文学博士。1980-1990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和硕士、博士研究生。1990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传媒研究,近年出版著作主要有《文学的变局》、《暗夜里的过客》、《遮蔽与发现》、《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曾获冯牧文学奖等各类奖项十余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

一、转换时代的文艺批评的歧途

    所谓转换时代,主要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自觉融入全球化历史发展进程以来而发生并形成的整体性的社会转折或转型时代。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各自的目标,从不同角度或各个层面去理解、认识或判断这一时代的缘由、特点或趋势。我的着眼点则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的结构性改变。说起制度,并非特指政治制度,而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般制度。但一般制度显然也与政治制度有关,微妙在于,一般制度建设在受制于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会与之互动。至于制度的“结构性”改变,意即这种改变在空间上只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在时间上则是渐进的和缓慢的,远非整体的、全部的或激进的、突变的改变。因此,我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制度的结构性改变现象,谓之多种制度性因素或形态在当下中国的制度化建立或形成,制度化建设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重要特征。那么,相反的也就可以从消极角度来看这同样的现象,即原先的(旧的)制度概念和理论显然已经难以解释或应对当下中国的状况;或者说,关于制度的政治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改变,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的恒定性正在遭到实际上的冲击和挑战。制度层面上的破与立(特别是其过程)往往成为它的常态现象。
    二是以电脑/网络为主要标志的新电子媒介在日常活动中的普遍使用对于文化和文明水平的巨大改变。我认为在理论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充分地认识到作为工具的电脑/网络在日渐成为人类的主要或标志性的工具之后所产生的改变人类文化和文明水平的彻底革命性: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工具(即电脑/网络)——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或进步之后,人类的生产关系或文明水平也就会随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电脑/网络所改变的不仅是文化的方式或形态,而且更是文明的方式、水平或阶段。后者将是最具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将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其中无疑也就包括了我们的文学及其价值观和标准。
三是社会亚文化思潮及其形态的勃兴对社会整体文化结构或其发展的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一般所谓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力量对比,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比如,按照年龄、性别、地域、信仰等可以相对区分出的文化人群)里的实际影响力,往往难以清晰判断,有时还可能会与常识概念恰好相反。换言之,在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中,亚文化价值观的实际权利地位很可能会高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地位。那么,什么才是主流或亚文化呢?在主流或亚文化的实际权利地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倒置的社会情境中,这其实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难题。比如,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文化地位或其影响力的比较,青少年文化、女性文化、白领文化、同人或同业文化,还有少数族群文化、民间宗教文化、非政府组织文化、同性或双性恋文化等等,凡此以不同标准可以相对划分出的“亚文化”,并非只是被动地或自甘弱势地受着主流文化的完全宰制。亚文化有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就是主流文化。因此,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的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主流或亚文化的权利地位关系,改变文化形态的实际边界。
这一切的改变,即主要体现为制度、工具和文化权利地位三方面的改变,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换(或转折、转型)发展的主要标志。那么,对于身处其中的文学或文学批评而言,我要说的就是:基于传统或原有价值立场而形成的相对统一甚或同一的文学价值观(包括文学批评价值观)的文化中心时代已经趋于终结。特别是,文学的经典传统已经趋于瓦解或崩溃。甚至,文学形态的边界已先于此开始了消解或消失的过程。与之相应的则是,多向度和多元价值的文学生态格局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专业概念(专门的或细分的)的文学价值取向分歧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文学的存在或其权利进入到了一种相对自由的价值博弈时代。文学批评因之走上或出现了歧途----从此不再可能走在一条道上了。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先兆,但现在,我更想将之视为长期既存的文学时代正在终结道上的一种趋势时代。理由何在?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在理论上命名所谓的新的文学时代,我们能做的、正在做的和已经做了的,最多的仍然只是借助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概念特别是思考方式来界定或判断新的(文学)价值形态。举一个显例,20世纪90年代中至新世纪初,所谓跨文体写作曾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或概念,用以命名某类或某种兼具多种传统文体因素或特点、风格的新的(无以名状的)文学写作文体。(比如,韩少功的《暗示》究竟算是什么文体?)那么显然,其中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跨文体写作这个文学批评术语或概念时,我们的理论前提还是立足在了传统的文体概念立场上的,试图将新酒强行倒入旧瓶中,用旧观念、旧范畴来阐释新现象。我们的基础理论前提还没有得到自觉或有效的改变,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原有的概念或理论已经不再足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了。当这样一种文学批评振振有辞时,我们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重建要求其实是被忽视了。可这也是无奈呵。我们事实上还并不具备足够的理论准备和相应的能力,我们还不足以真正跨入一个新时代。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回望。我们在回望中获取往前走的信心和动力。这也是文学批评面临真正考验的时代。
    统一或同一的文学批评价值观时代的终结,与文学批评的歧途,基本上是一种现象或时代特征的两种互补性的说法。还有个更为概括性的术语:后现代。也就是说,随着后现代语境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或已经)后现代了。但我不敢放胆使用这个词,我害怕因之会进入一种需要准确辨析的理论缠绕之中。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状态的宏观概念是,文学批评及其相关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呈现为一种弥散性的或碎裂般的状态。与中心价值观时代相比,现在的文学批评显见就是离散性的,与“过去”(的意识形态性)越来越疏离了----不仅在形式方面,也在价值内容上。在极端意义上,文学批评(包括广义的文艺意识形态)正逐渐成为一个极其相对性的甚至是难以或不可对话讨论的问题。说句大话,这就是后现代的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我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也就是说,我来自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传统和启蒙历史。启蒙的思想方式,在宏观上的特点大多表现为企图对历史、对文化或对社会建立一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也正是获得了这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的自信,理想或乌托邦的目标才会形成和建立,同样,理想或乌托邦的冲动(即启蒙性的革命)也才会成为启蒙的真正有效的现实动力。所以,启蒙者大多又会是偏执的文化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可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对于所身处的世界的那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的自信,却逐渐崩溃了。制度、工具和我们所熟识的文化方式还有我们的权利等等,一切都在或都已经改变了。当然,我们的理想也就失去了依托,我们已经无法再使自己浪漫起来。在乌托邦时代或历史终结之后,对于无穷之远的不可知的理想还能保持热情、冲动或想像,一下子便成了一种极其奢侈的难以想像的考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文学批评)从后现代抽身再度回转到现代性的语境或世界中去。

二、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

    文学批评因时代的大转换而走向了歧途,这并不是一件需要担忧的事。同样的,文学批评形态、方式和目标的泛化,也绝不是批评的自贬、自虐或自我放逐。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泛化了的文学批评已经包含或具有了更多的政治性、思想文化和社会内容。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心化时代趋于终结的这样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转换过程中,文学批评进入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实现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倒是具备了更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换言之,文学批评因为获得了“泛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品格,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由此成为它——即泛文学批评——的生成和生存场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应该视若文学批评的悲哀。文学批评并没有放弃什么,相反,他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范围拓展得更为广阔了,甚至还有些漫无边际。有人之所以会产生文学批评之于文学现象的“离场”或“不在现场”的感觉或误会,一大原因其实是文学批评泛化后的遮蔽影响。文学现场主要是一种专业性的有限现场,而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则是一种关乎公共利益的理论上近乎无限的互动、开放的场域。后者显然会对前者产生强大的遮蔽影响。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里的泛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显示出强势的、覆盖性的影响力。所以,我完全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文学批评已经被迫或自觉弱化、边缘化、游离化等等之类的观察和看法。在我看来,泛文学批评因为获得了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生成和生存的保障,它的多元、多向度的价值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应该是局限于专业范畴内的以往的文学批评所很难比拟和望其项背的。
    但是,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里的泛文学批评也有其当下的软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建立和规范公共范畴意义中的文学批评的伦理关系,这恐怕会是一个不易很快消失的问题。原因无他,这种伦理关系的稳定建立与否,还要取决于前文讨论过的有关制度、工具和文化权利地位的动态变化结果。那么现在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很有些简单化的,那就是强调:我们(文学批评)需要在后现代语境中回归性地体验并倡导那些显然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我指的就是文学批评的文化目标和道德诉求;也就是作为泛文学批评的公共理性精神或其内涵。我将道德与理性视为既交叉又互补的范畴。将理性从技术层面里解放出来,并且超越性地提升到神性的地位来理解,使其更多具备对世界和文化的终极目标的不懈想像,更多具备整合现实社会和文化资源的能力和可能。而所谓道德强调的则是文学个体和各体文学之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之必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说“有所不为”是道德的,或“有所为”是道德的,那么,我当下要说的是“无所为”也是道德的。无所为考验的是道德或公共理性的包容度和容忍度。
    所以,至少存在着或表现出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明显两面:泛文学批评的“无所不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泛文学批评的“如何为”(包括“有所不为”、“有所为”和“无所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道德及其责任和义务,并没有绝对性的标准;他需要的是个人的理性的考量和经验性的把握。显而易见,这种理性的考量和经验性的把握就会是对具体的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取向和价值立场的一种验证。文学批评从来就不是一种技术工艺,他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进行哪怕只是相对性的道德认知和判断应该是可能的。

三、文学的社会正义或道德律法

    一般而言,社会正义或律法的精神要义在于保护个体权利和权利公平。这对文学的正义或律法的精神同样是适用的。但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在于,社会正义或律法的精神普遍地都有着明文法律的支持,文学的正义或律法的精神却只能主要依赖道德律法的规范或约束。后者缺乏的是强制执行的根据和权利。文学批评行使的权利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道德律法。值此中国社会的转换时代、也是泛文学批评的时代,我的文学批评的道德律法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述为:支持并保护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权利;同时并不必然或绝对地反对或否定强势的、多数性的文学权利。
    在我的这种表达方式中是隐含有个人明确的文学价值判断的。究竟什么是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呢?或者换一种设问的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最有可能、甚至已经)被最多地剥夺了自身的权利?
    不管是从社会整体性大转换的时代趋势来看,还是从泛文学批评已经生成的文学和文化的生态格局来看,当下的社会和文学最为焦灼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利益或权利的重新分配。某些权利归属的重心即便还没有被完全颠覆,但权利归属的重心则显然已经发生了位移。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归属重心位移是最为明显的。而在文学领域,原先可能是最为强势的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在文学权利归属重心需要重新定义并发生了明显位移的情势中,它——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权利的被剥夺是首当其冲的。在理论上,当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发生时,虽然会突显某些原先被轻视的价值形态,但未必一定要以对另一些价值形态予以否定或颠覆为代价。事实却常常并不如此厚道。价值失落的悲剧总会成为转换时代过程中的社会常态。功利动机难免成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首要因素。因此,当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权利遭到不断地剥夺之后,他的强势权利地位显然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显然也已沦为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存在了。问题在于,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并不能因此被否定或颠覆,因为支持今天的文学存在及其核心价值的基础仍然主要系于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之中。文学的延续仍将要由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来予以根本的保证。延续今天,也就要延续历史;延续今天的文学,也就要延续经典文学的历史。而我所谓的支持并保护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权利,之所以能被认作就是支持并保护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主要理由也就在于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代表或构成了当下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权利的核心价值体现。这就是我的文学批评道德律的简单、明确和主要的理由。我的相对完整和充分的表达方式是:在泛文学批评生态中,文学批评的正义或道德律法应当体现为支持并保护经典文学的历史和精神,支持并保护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的公平权利地位。这也是我的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观。
    在以上的表述中,我一再强调批评家个人(我)的文学批评道德律和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观,用意就是以这种方式强调批评家个人所奉何种文学道德律对于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性。不妨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当人从动物界中充分进化而为最高级动物之后,动物界中的强弱势力量对比立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猎杀者)与其他动物(被猎杀者)的对立关系由此形成。但是,当人为因素极端加剧了动物种群和数量的急剧灭绝或减少的后果之后,强势者也开始走上了弱势者的濒危和灭绝之路。于是,关于动物保护的两种律法就形成并建立了,即动物保护的明文律法和道德律法。这两种律法的动机既在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对于生命普世价值权利的认同。显然,后者更具有超越性,后者属于更高层次上的生命道德观。这也就是说,虽然道德律法并不具有明文律法的强制性,但它实际上却比明文律法具有更高的人类道德精神的体现。又因为道德律法并不具有明文律法的强制性,所以它主要将受制于人的自觉诉求或担当。道德律法是一种觉悟或自觉的践行,它也在根本上规定了明文律法的形成和建立方式,特别是其道德水平。
    因此,在我看来,批评家所奉的何种文学道德律法,也就是他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及其实践中的真实内涵的试金石。惟其道德律法是一种自觉的担当,说到底,文学批评(家)的选择是自由的。这也同时赋予了文学批评(家)的多向度价值诉求的正当权利和充分可能。我的文学道德律法只是我的,只是我的文学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而且,或许还并不是唯一的体现。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正在不断泛化演变的趋势和现实,则我认为有必要呼吁文学批评(家)自觉担当文学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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