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批评若干问题之省思

[关闭本页] 来源:      作者:作者:童庆炳 发布时间:2009-02-11

童庆炳
    福建人,1936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副会长。专著有《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文学五说》、《文艺心理学教程》等。1984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主持过国家“75”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获研究成果15种,最终成果专著《现代心理美学》获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成果二等奖。主编的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二等奖。

    新时期的文艺批评走过了三十年的路程。从批评发展的过程看,从80年代初充满思想解放激情的启蒙主义批评话语,到“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从对“五四”文化运动是否导致传统的“断裂”的研究,到90年代初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从语言论转向下的文体批评的兴起,到具有反思性的政治化的文化批评的流行;从消费主义支配下的时尚化的文化研究,到近年来对大片《满城尽是黄金甲》、《无极》的批评与讨论……,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感的,没有回避问题,也敢于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从批评的形态的探求看,先后提出了“新启蒙批评”、“美学-历史批评”、“圆形批评”、“学院派批评”、“文体批评”、“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文化诗学批评”、“生态批评”等等。这些批评形态的提出,都积极尝试解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遭遇到的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带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反映了文艺批评界的反思深度和理论建构努力。因此在我要提出当代文艺批评进行反思之前,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总的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文艺创作的发展而发展。新时期的文艺批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也正是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有学养有智慧有眼光和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为新世纪的文艺批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仍然有若干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富有针对性的省思,是开辟文艺批评新局面的起点。

一  文艺批评的商业化问题

    商业的赚钱原则渗入到当前的文艺批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变成了为一个又一个作者的“捧角”会,“树碑立传”会。各种媒介的广告评论千篇一律,根本不看作品的好坏、高下、精粗;它们变尽各种技巧,热闹“炒作”,吸引眼球,为的是电影公司、电视台、电影院或出版社的“滚滚财源”。商业大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而在这种以金钱为目的商业逻辑,腐蚀了文艺作者和批评家。作者为了商业目的而不惜迎合读者、观众的不健康的趣味,而批评家则昧着良心当起这些作品的吹鼓手。更有甚者,有的批评家不惜用学理和自己的声名做赌注,硬把作品中一些丑恶之极的内容曲解成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极尽吹捧之能事。因为在这商业性的“炒作”中,批评家也似乎可以分到一杯羹。当然也有的批评家同样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而搞所谓的“酷评”,硬把一些作品的缺点或根本不是什么缺点加以放大,用似是而非的理由进行加以“抹黑”,完全丧失了实事求是之心,其目的是为了使文章或著作的“轰动”,发行量飚升,这样就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和别的利益。
其实,商业大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与“文革”中和“文革”前那种高喊“文艺从属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极端政治化的看似不同,看似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端点,实际上其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极端政治化的批评把一切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当帮派的打手,获得“赏识”,获得话语权,进而坐收“左派”的权与钱之利;商业化的批评的目标则提高收视率或促使图书畅销,其等而下之者甚至打着批评的幌子,或明或暗中饱私囊。就是说,这两种批评都把文艺当成是“依附性”的,前者依附于政治权力,后者依附于金钱利润。他们把文艺批评贬斥到“依附性”的地位,最终都是为了一己的权与利。这两种批评的一致点还在于在批评的背后都缺失了人、人性、人文关怀。这是最要害的问题。他们明知是在说假话,却仍然要说假话,这不能不说丧尽了批评家的良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已成为政策,这当然是必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也是可以预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可能会被纳入到产业中去,理所当然成为商业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作家、批评家自己应该明白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那就是自己所做是“事业”还是“产业”?“事业”是与赚钱无关的事情。真正的作家、批评家当然要凭着自己的人生信念,把创作和批评当事业来做。既然所做的是“事业”,那么就是为“道”,为了信念,而不仅仅是为了钱。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尽管我们无须达到孔子那样的境界。可对于批评家来说,“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总是起码的要求。“真”,“真实”、“真诚”,无论对作家还是批评家,也是一种“道”。如果连这个“道”也达不到,那么就要想一想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的话:“……在我看来,说你所不想说的话,用自己的信念投机,这不仅不如沉默和忍受贫穷、甚至不如干干净净死掉。”

二  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

    在商业化的条件下,商业的原则渗入文艺批评活动,这的确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个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问题。那就是,批评对于创作来说是否是独立的?较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创作高于批评。批评不过是创作的附庸。似乎创作是根本,批评不过是创作的点缀。创作可以独立产生意义,批评则不能独立产生意义。不但作家、艺术家这样看,连批评家自己也这样看。对于作家和艺术家,社会承认他们,给予各种重要的或荣誉的职务,批评家就很少获得这种机会。这样一来,似乎批评家不过是依附作家、艺术家的“食客”。我认为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文艺批评就太可怜了,甚至会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文艺批评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文艺批评的根基。文艺批评的根基在哪里?应该说,它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创作与批评都具有时代性。创作与批评的根基是同一的。批评家不是随便说一说一部作品思想和美学上的优点或缺点。优秀批评家应该根据自己对生活与时代的理解,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独特的评判,或者借作品的一端直接对社会文本说话。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想对现实与时代发出怎样的声音,就成为他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还是来谈谈别林斯基。大家知道在19世纪40年代前,别林斯基有过一个与现实“妥协”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思想,错误地认为既然俄国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那么也就是合理的,他写了一些为俄国农奴制辩护的批评文章,他的批评也就无足轻重,不但不可能生产积极的意义,相反是依附于反动势力的威严至下。为此他受到赫尔岑严正批评。19世纪40年代初,他迁居彼得堡,耳闻目睹当时俄国京城贪官污吏的腐败和专横,他悲愤地写道:“这个丑恶的俄国现实充满着对金钱和权势的崇拜、贪官受贿、腐败堕落、道德沦丧、昏庸愚昧等现象,任何聪明才智、高尚举止都会遭到欺压、蹂躏,书报检查横行,思想自由被根除。……如果我还为这一切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 这是对现实的这一新的态度和深刻的理解,这种对于现实的新态度、新理解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创作与批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它们合作,共同生产意义。例如俄国19世纪早期的文学意义是由普希金、果戈理和别林斯基共同生产的。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对时代文本发言,别林斯基则把他们的发言提升了一步,共同对现实发出激奋的声音,这才构成了那时俄罗斯文学的景观。所以别林斯基说:“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在这里,说不上是艺术促成批评,或者是批评促成艺术,而是两者都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直感的认识。” 别林斯基的意思是,创作与批评的“身份”是平等的。批评并不寄生于创作。创作与批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别林斯基还说:在那个时候,批评家对“一部伟大的作品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其重要性是不在这部作品本身之下的。不管你对作品说些什么,——请相信我,你的文章一定会被人阅读,激起人们的热情、思考、议论。” 如果我们现在的批评家要是有这种认识,那么文学批评就会构成“不断运动的美学”,那么批评家创造的世界是与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世界是同样重要的。当然,你的批评话语不能是不痛不痒的,你必须在评论作品中,要么提出了现实的问题,要么回答了现实的问题,或者其中有关于生活的玄远的哲学思考。
    还有,既然创作与批评是平等的,那么,作家、艺术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你们在下面可以是朋友,可以称兄道弟,但批评家对于作品则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秉持科学的态度对作品的优长和短处做出艺术的总结和概括。不能因为彼此之间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批评的要义就是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如果面对作品严重的问题,而不能发现,或发现了不敢说真话,这算什么批评家。作家、艺术家则应面对这样的敢于和善于批评自己作品的短处的批评家,应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甚至表达感谢之意。事情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新文学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沈从文在《记冯文炳》一文中,并没有因为冯文炳是自己的朋友,就放松了对其作品不足的批评。沈从文真的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对冯文炳(废名)的作品《莫须有先生传》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说他的作品“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的情形下,是完全失败的一个创作”,这样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真诚的。在我看来,越是名作家名艺术家的创作就越要对其严格批评,因为他们读者与观众对他们的作品抱有更高的期待,影响也更大。批评家不但对艺术负有责任,也对社会大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达到上面我所说的文艺批评的理想境界,关键是批评家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艺理想。没有社会理想,就不可能对现实做出深刻的理解。没有文艺理想,就不会有对艺术的追求,从而能对文艺作品做出深刻的评判。没有独特文艺信念的人,一味依附别人的人,不是批评家。批评家在信念的支持下,要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批评空间,要有坚定的立场。不应该看着人家(例如作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他也要有自己的批评路径和专业技巧,能说人所不能说,道人所不能道。当批评家发言的时候,作家、艺术也好,读者、观众也好,整个社会也好,都不能不注意地倾听。这样文艺批评就必然产生意义。批评与创作合作,创作家与批评家携手,共同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  文艺批评的对象与方法问题
   
    文艺批评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和各类文艺现象,有时也涉及这些作品的作者,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自近几年消费主义思想流行以来,时尚的文化批评似乎要取代文艺批评,似乎文艺批评已经过时了,现在文艺批评的对象应该锁定在广告、模特走步、选美、网络、咖啡馆、街心花园、房屋装修、“超女”、《红楼梦》演员选秀、“华南虎照片”等泛文化现象上面。其理由是,纯正的文学艺术已经边沿化,文学更要走向终结,趁审美还在这些似乎与文艺有点关系的活动上面蔓延,赶紧实现文艺批评的文化转型,以便文艺批评能够继续下去。对此问题,我已经发表过意见,这里不想多谈。我只想说一句,纯正的文艺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不会灭亡,借用主张过“文学终结论”后又改变观点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话来说:文学是安全的,艺术是安全的。文艺批评也是安全的。
    这里我想就当下文艺批评要不要细读作品的问题谈点看法。
    现在有一种现象,有些批评家现在只聚焦于文学事件或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声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些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性质或价值,而是围绕在作品周围的事件。这种不读作品只是关注围绕作品所发生的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引开。这种批评对于商业也许有意义,对于人们在无聊时候助谈兴也许有意义,但对于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真正的文艺作品可以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悦目悦耳”,第二层是“悦心悦情”,第三层是“悦志悦神”。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进入到作品的全部三个层面。而这种不读文艺作品的文艺事件批评,连作品的“悦目悦耳”这个最表面的层面都没有触及,那么请问,这种批评能进入文艺作品的世界吗?能理解作品的所抒写的情志吗?能揭示作品所具有的美学的历史的意义吗?不把作品当批评对象只是把事件当对象的批评在今天的流行,还是商业“炒作”的小伎俩,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消解,一种亵渎。
    关于文艺批评的方法,新时期以来经过了多次变化。但如果我们忽略那些细节不计,大致可以归结为“向内转”的批评和“向外转”的批评,即相当于韦勒克提出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在80年代,那时候为了摆脱僵硬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批评模式,理论批评界提出了回归到文艺自身的“向内转”,就批评而言突出的有审美批评和形式批评,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但在那时却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它具有治疗“极左”顽症和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是不容抹煞的。现在似乎有个别人想开历史倒车,又要起来清算80年代的反“极左”时候提出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思想,这完全是枉然的。看来当前重要的问题还是“防左”。90年代后随着“语言论”转向,叙事学流行,形式批评进一步升温,批评于是进入一个回避现实境况的批评学问化时段,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大潮的涌动,各种社会问题丛生,人们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此时,恰好有关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从英国的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大学学派那里被引进。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批评的“向外转”,即相当于韦勒克所说的“外部”批评。相对于80年代的“向内转”而言,所谓“向外转”就是批评家从文艺形式这个端点一下子又跳到文艺社会政治内容这个端点。这时候出现了“阶级”批评、“性别”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生态”批评。这类批评要是做得好,那是很有益的。但目前这类批评一般是不顾文艺的表现形式,仅就作品的内容所展开的一种批评形态。这些文化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去考察作品艺术上的优劣、高下、精粗的程度,而只是关注作品对“阶级”、“种族”、“性别”、“生态”等观念内涵的符合的程度。
    不难看出,无论是“向内转”的审美批评、形式批评和“向外转”的文化批评,都是有其时代的根据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必须给以充分的历史的评价。但是就批评的方法和形态而言,“向内转”和“向外转”的批评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不能整体地深刻地揭示文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能保持活力的,不能持久化的。因此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人提出具有综合性的“文化诗学”批评的构想。“文化诗学”批评的立意,是再坚持文艺的审美特征的条件下,把形式批评中对作品的细读和文化批评中对作品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批评形态。这种批评可以从作品的文体研究入手。我在1994年出版的《文体与文体创造》一书中指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就是说,文体有三层面,第一层面是作品的语言体式;第二层面是作品语言体式所折射出的作家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三层面则是作品语言体式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一个批评家完全可以从细读作品开始,深入作品的语言体式,进一步揭示作家富于这作品语言体式所表达作家对生活的体验、评价,所显现的精神结构;最后则要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深入揭示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文化精神等。这样我们就把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综合起来,结合起来,形成对作品的整体性的深入的把握。这样一种批评方法既不同于那种感想式的、印象式的批评,又不同于刻板的机械式的单纯的社会学批评。对于批评来说,方法的革新不是无关宏旨的事情,科学方法的确立,可以使批评真正变得具有穿透力,使批评保持活力和生命力。

四、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

    关于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常常被理解为批评标准。说到标准,似乎是把一部作品用一种标尺去衡量,显得机械而刻板,因此有些批评家宁愿回避标准,说自己的批评是没有标准的。我觉得用价值取向来取代标准也许更科学一些,更容易被人接受。实际上,任何一个批评家的批评都不可能没有价值取向。没有价值取向的批评是没有的。当前的文艺批评中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乱的。几乎对一部作品都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评价。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其原因就是批评家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视界不同,或者说是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价值取向的不同。
    我们的批评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就是在批评中要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我们不要爱国主义而要卖国主义吗?难道我们不要集体主义而要极端的个人主义吗?难道我们不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平、正义以及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为理想的社会主义,而要不把人当人、等级森严、贫富悬殊、学无所教、病无所医、老无所养、住无所居官僚资本主义吗?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批评中必须得到确认和坚持。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具体的实际的批评中,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远比上面所说的要复杂。因此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前提下,结合文艺的特征、文艺批评的特征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的思考。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先后发表过几篇文章。我一直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可以有许多维度,包括休闲、娱乐、宣泄、鉴赏等都可以是其中的维度,但应该有三个基本维度,这就是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艺术文体三者的辩证统一。
    历史理性是对社会全面进步的肯定性评价。其中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又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认为马克思一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几大发现,其中第一大发现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才能谈到精神生活的追求。”因此文艺创作和批评的精神价值取向之一,就必须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其中特别是经济发展。发展的确是社会的第一要义。因此像80年代初产生的所谓“改革文学”,竭尽全力鼓吹当时开始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塑造了像乔光朴那样的企业改革的英雄,就创作而言是有意义的,当时的文艺批评给予高度的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批评抓住了“历史理性”这个维度,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但是这种价值的批评够不够呢?不够。因为它只是历史理性这单一的维度。如果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有理由对经济的高速发展感到完全满意的话,那么作为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就还必须问,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付出了高昂的人文精神失落的代价,是否付出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沉重的代价,是否付出了贫富差距拉大的心酸代价?只可惜那时文艺家都没有前瞻性的眼光,因此这些问题没有提出来。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本来是应该有这样的眼光的。早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财富,但也导致环境的污染和人的异化,解决这种矛盾一直是西方的思想家致力研究的基本问题。批判和揭露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19世纪西方进步文艺的一个重要主题和价值追求。所以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早就要预料到中国的工业化高速发展也同样会要付出种种代价,早就应该预料到在中国工业快速发展中也会出现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悖立的现实。从而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确立起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这两个不可缺一的价值维度。遗憾的是,直到这种现实尖锐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文艺家仍然没有深入思考,而批评家也不能明确地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两个维度的价值来评价新涌现的作品。实际上,文艺家与经济学家应该有自己的不同于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的特性,这特性就是他既要历史理性的价值,也同时要人文关怀的价值。两者都要,一个也不能少。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对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来说,“不可兼得”是他们对发展的理解的话,那么对文艺家来说,特别是对批评家来说,就是要“熊掌与鱼”要兼得。这尽管可能是一个乌托邦,在实际生活中也许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但作为批评家则应该坚持价值的理想,无论如何痛苦的追索,也要坚持这种“兼得”的价值取向,并以此去评价作品。
    还有,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想,如何呈现在艺术作品中呢?这就要依靠艺术文体。艺术文体作为语言体式,它所传达的每一种感觉,每一种情绪,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情景的描写,每一种言说,都应该充满诗情画意的。如果艺术文体不具有诗意,它就不可能使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想升华为艺术的境界。时至今日,艺术文体问题的重要性仍不被文艺家所理解。艺术文体的基本功能就是对题材的塑造。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题材,经过艺术文体的塑造,可以变得很不平凡。这就是艺术文体的力量。对于批评家而言,文艺批评首先要检查作品是否具有审美的特性,如果缺少艺术文体,缺少诗情画意,那么这部非诗的作品就不值得我们过多地去谈论它了。正是基于上面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艺术文体的统一。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应该思考和解决上面这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研究和解决,将帮助文艺批评解决种种困扰,帮助文艺批评迎来一个绚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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