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文艺批评的精神盛宴

[关闭本页] 来源:北京文艺      发布时间:2008-02-14

         
    编者按:2007年12月10~12日,“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在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市文联、《文艺报》《文艺研究》联合举办,北京市文联研究部承办。论坛邀请了童庆炳、孟繁华、陈晓明、朱大可、王一川、傅谨、田青、刘索拉、孟京辉、马继红、史航、李浩、朱晓军、周晓枫等50余名文艺批评家、作家、艺术家、编剧、导演等各方面知名人士,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理论探讨。下面节选刊发部分专家在论坛上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文艺批评的现状与问题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文学批评若干问题之省思
    当前文艺批评的商业化引人关注。商业赚钱的原则渗入到当下的文艺批评,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典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最终成为一个又一个作家的“捧角会” 、“树碑立传会”。更有甚者,一些批评论家不惜用学理和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把某些作品当中一些很丑恶、很拙劣的描写说成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来掩盖非常低级的东西,这是我不能够理解的。其实,商业大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与“文革”中和文革前那种高喊“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极端化的、政治化的批评,表面看起来不同,实际上其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极端化的政治批评,把一切归结为阶级斗争,成为帮派的打手,获得赏识,获得话语权,进而坐收“左派”的权与钱之利;而商业化批评的目的,则是提高收视率或者促使图书畅销,其等而下之者,甚至打着批评的幌子,或明或暗,中饱私囊。也就是说,这两种批评都把文艺看成是依附性的,前者依附于政治权力,后者依附于金钱利润。这两种批评的一致点,还在于在批评的背后缺少人性、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一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宣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这种不读作品而关注围绕这个作品所发生的事件的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引开。这种批评也许对商业有意义,但是对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
  为什么我们对现代文学批评使用一个标准,而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使用另外一个标准?现代文学,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我们建构起一个伟大的文学史。我们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高端成就;而在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恰恰取的是低端问题。如果说我们也能够像对待现代文学那样来对待当代文学的话,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指责当下文学是容易的,因为它安全。大家对当下的问题有诸多的不满,但是指责当代文学、音乐、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因为指责这些最安全。这是文学批评中一个最大的庸俗,最致命的庸俗。
    指责今天的创作,是自五四以来文化批评破坏性格的一以贯之的体现。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也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骂派”批评也好,“酷评”也好,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掌声,我觉得就是文学批评破坏性格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大家都从整体上否定当下文学创作,但到每一个具体作家讨论会的时候,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整体的否定和具体的肯定。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巨大的矛盾。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教授):忧郁的批评——学院批评的困局
    学院批评面临困局。作家和批评家的互相鄙视,或者说在鄙视中的互相利用,文学的话语和批评话语在语法上的错位,完全听不懂相互在说些什么,由此导致了批评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影响,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体系,退缩到核心深处,并且卷入了垃圾化的进程。文学在垃圾化,文学批评无法避免垃圾化。
学院批评家也丧失了原创性。我们在对概念的使用当中,太过于依赖于欧美的学术体系。批评不仅跟当下的中国日常生活经验无关,而且跟当下的文学经验完全脱节,把对文学的批评变成了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我认为这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忧郁综合症。余虹之死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只有从文学高楼上跳下去这一条出路吗?我们是否要等到文学批评死亡后才进行招魂?

    陈履生(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当代中国画批评的困境
    在当代中国画批评的现状中,学术的主流正在因为画院、院校、美协、美术馆等各种主流集团的利益,被分解成若干支流;主流之外的民间力量,尤其是高度发达的艺术市场,正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画发展的一只强有力的推手。致命的是,市场化使学术不能完全左右当代中国画发展的方向,它使批评失语,使批评失品。在批评的文字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在批评的文字成为文化污染的当下,能够推动当代中国画发展的批评已经成为文化的稀罕,而批评的尊严与品格基本上在当代中国画的批评领域中消失。这一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正反映了当代中国画的现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批评与创作的对话

    孟京辉(知名话剧导演): 艺术创作需要批评
    在多年的话剧艺术实践中,我曾经有15年没有请过任何一个戏剧评论家来看我们的演出,也没有开过任何一个研讨会。实际上,这是我个人对当时令人不满的评论状态的一种醉鬼式的、泼妇式的报复。
    但是,自食其果的时候也到来了。因为这些真正的优秀的评论家和不太优秀的评论家没有到场,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很多努力,都没被人看到,就如什么也没发生过。这是一个悖论。我觉得,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应该找到一种更为稳妥和更为合适的感觉。创作者和评论家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特别的热情的关系。这种“热情”,不是说老说我们如何好,而是说应该共同造成一种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局面。创作与批评都应该有力度——批评家应该说点“狠话”,我们也应该做点“狠事儿”,让文艺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创作出来的作品和评论家的批评,应该有一种独特的质感,不属于精英文化,也不属于大众文化。两者之间这种特别良好的互动关系,可能是一个乌托邦,但在多元化的文化机制下,或许能够出现。

    马继红(总后勤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一级编剧):希望批评介入创作
    作为编剧,当我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剧完成了,决定拍不拍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批评家能够提前进入。批评家更倾向于理性的思维,他冷静的分析,能帮助我判断一下这个作品有多少价值,应不应该做,还会提出一些忠告,这样,拍这个剧就会减少失误。当一个剧完成之后,我更希望得到批评家的指导。因为在这个时候,批评家他用特殊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判断能力,进行坦诚的批评,我觉得他可以给指出哪些东西是好的,好在什么地方,哪些东西是不足的,不足在什么地方,这样对作者有很大的提升。批评家的作用还有助于沟通作品和市场,作品和观众、读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创作者和批评家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之间结合好了,我们的文艺就有一个好的顺畅的发展。

    李浩(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得者、《长城》编辑部编辑):写作与批评——猫与老鼠的关系
     写作与文艺批评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用一种偏执的方式打一个比喻:写作和文艺批评之间应该是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饥饿的狐狸和刺猬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的是智力上的博弈,是一种拆解和反拆解的关系。写作者应当最大可能地在读者和批评家那里变得陌生,要逸出旧有的审美和理念的范式,变得更加“个人”,不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扎堆,让批评家尽量抓不到他;而作为批评家,应当充当这种陌生和前行的发现者、解析者和评论者。他应当需要调动自己的智力、经验和敏锐,才能找到最佳的阐释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优秀的批评之间是一种共生同步的关系,它们有着非常强的互渗性。

    周晓枫(散文家、《十月》副主编):批评与创作——如何结盟?
  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评论与创作合作的基础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保持各自独立或者说是各自的孤独。我们都说批评家“背着黑包领红包”,但是知易行难,确实很难在人情和操守之间画一个非常微妙的切线。但我觉得,有责任的评论家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就像我们说一个医生、一个律师或者法官不能退后,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今天的评论家,在部分功能上承担着这种医生、律师,甚至法官的责任。批评家首先是知识分子,有人说得好,当你解剖社会的时候,先看看自己手术刀干净不干净。
    我们都在说批评家职业的承担和责任,说句实话,写作者未必承担得起自己的一份责任。试想,一个与你把酒言欢的兄弟,出于纯粹而专业的审美判断,第二天就在媒介上公开痛贬你的作品。试问哪一个作家能有对等的胸襟,觉得这位批评家的文辞很曼妙?恐怕都得暴跳如雷,自觉把自己降为一个被伤害者,而指责对方是一个小人。这恐怕是作家中的常态。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单纯去指责评论家顾惜人情,我们作家、写作者是不是有一种清白的资格,是不是有一份承担的勇气?所以,批评与创作合作,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其实就是要保持各自的尊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的理解才是对批评的宽容,才是对批评家真正的支持,这种结盟才可能是令人鼓励的、令人欣喜的,而不太可能滑向那种狼狈为奸的危险境地。

    批评的责任与使命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文学批评——让人更深地抵达文学还是远离文学?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怕是有着一种远离文学的强大冲动。文学批评,或者说文学批评家在这样一种远离文学的过程中,我认为是扮演了一种先锋的角色,也就是说大家都对中国的当代文学不满意,都认为当代文学还不够伟大,还不够好。其实我们从文学史的尺度上看,自有文学以来,就算是5000年吧,好的年头大概顶多1000年,大部分年头是没什么好东西的。也许咱们正好也就赶上了那个“大部分”的年头。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我觉得不在于我们的当代文学多么好或者多么坏,而在于我们究竟还相信不相信: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方式,作为一种想象方式,它的书写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有独特的意义?还相信不相信文学还能够说出它的独特的真理?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恐怕很多批评家也未必再相信这个了。
    我们天天都在谈论文学,都在写文章,我们把文学问题直接转化为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等等,但是在转化完了之后,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切真理都掌握在批评家手里,而作家们只不过是印证了批评家们已知的东西。按照这样的批评路数,我想我们的批评家们是完全有理由,不仅对中国的当代文学,而且对文学本身采取深刻的蔑视态度。
    我想批评家毫无疑问要忠实于他的学历以及他的知识谱系,但是恐怕也更应该忠实于人,忠实于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也就是说,我们的批评活动也确实需要一种知识之外的,或者是从知识之中生发出来的想象力和感受力。

    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研究员、国务院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渴望“简单”的批评
    我们批评家有没有可能离开批评对象独立呢?有没有可能离开艺术的受众而独立呢?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这种独立也不是批评家内心所希望的。因为毕竟艺术批评面对的,一方面是批评的对象、艺术创作、作品、作家,另一方面就是阅读我们批评的读者和受众。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婚姻介绍所的人,或者干脆用我们难听的老话——媒婆,她自己结婚的话,她的职业在她的结婚过程中是不存在的。一个批评家的作品超越了被批评的对象和接受批评的对象而独立,我觉得也失去了批评的意义。
    所以说一个艺术家可以高傲地拒绝批评,但是批评家没有办法高傲地拒绝读者和拒绝批评的对象。我以为,我们的批评无论是作为一个指导者还是作为一个评鉴者,更多的意义还是要关注创作本身,同时能够给没有批评能力的人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借鉴。很多很多批评家把我们的艺术批评说得很丰富、很复杂,但是我还是渴望简单。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批评的内容或者我们批评家的职责用简单的话来说,还是三个字:真、善、美。评论家应该坚持操守和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文艺批评的功能实现与批评的建设性
    20世纪批评的可读性越来越强,批评从阐释创作或者说指导创作这样一些在文学边缘的角色,渐渐走到中心来,慢慢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对象,尤其成为大学知识分子、大学生们主要的阅读对象。它变得可读了,变得好读了,变得有趣了,这是“批评的时代”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为人们所知,批评在整个大众文化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样一种变化是意味深长的。我觉得批评文本越来越迷人,越来越有趣,因为它渐渐变成了有关文学的另外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里,它越来越把文学说成是跟性、暴力、阴谋等等相关的事件,它把文学创作和原有的文学文本当作一个事件来写,所以批评家变成一个叙事者,成了一个艺术家。可是危机同时就出现了。因为这样的批评无非是竭尽它的智慧和聪明来拆解一些东西,而无视批评的建设。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事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批评决不能仅仅成为一个供人们阅读的新的文本,不能成为跟小说争宠的东西。我们应该看到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批评家不能为文学的堕落负责,可是批评家一定要为自己文艺批评的堕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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