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原典·原生态 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文艺思索

[关闭本页] 来源:北京文艺      发布时间:200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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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至15日,由北京市文联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承办,《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协办的“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在当前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艺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空前活跃繁荣;另一方面,面对西方主流文化强势地位以及全球市场经济的打压,中国文艺也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发展压力。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面对三种出路:原创——探求文艺创新和原创式发展;原典——尝试对传统文艺作更有效的继承;原生态——发现、挖掘、保护和开发民族与民间的草根文艺。基于此,“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邀请了徐中玉、孟繁华、陈晓明、朱大可、马原、傅谨、张柠、张恬、蒋原伦、王鸿生、张未民、伍嘉冀、章德宁、岳永逸、颜全毅等学者、作家、文学刊物主编等文艺界人士,就以上三种道路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三种道路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特征、定位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一 全球化语境下的原创焦虑

    原创问题是近年来颇受文艺界关注的理论问题。随着文化市场的兴起,文艺的商品化,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媒介的兴起,文艺消费的快餐化等新因素使得文艺作品中的重复、复制、模仿等问题相对突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又向文艺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文艺能不能有效地反映中国的本土巨变和日常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文艺的原创问题在研讨会上首先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发言中指出,全球化语境下汉语写作的“枯竭”,使我们感到严重的原创焦虑。这种焦虑也源自我们对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困惑。前几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英国88岁的作家多丽丝•莱辛。这些年来,汉语文学的发展进度让我们感到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使我们对文学创作不满,也使得当代作家面临着巨大的原创焦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原创焦虑,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常态,它并不是今天才有,只不过是今天我们对原创的要求更甚而已。
    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艺术都是在对原创的巨大焦虑中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是向死而生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原创焦虑,使我们认识到当代中国文学面对的巨大挑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处境,激发起我们对中国文学的信心。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王鸿生说,假如以原创为核心讨论文艺的重构问题的话,原典和原生态可能都成为原创的一个元素。文学艺术的原创实际上是以技术中心主义为它的对手。当代的中国文学艺术是承担着一种伟大的历史责任。我们为什么对原创问题如此焦虑呢?在我看来,我们这种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在语言上对20世纪本民族的特殊历史经验进行“复兴”的能力。通俗地讲,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故事。原创的困境和焦虑就在于此。
    在原创问题上,我们强调要回到中国经验本身,回到我们的切身体验上来。中国经验是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说中国经验是作为被表现的对象的主题,就是文学艺术要表现的对象;第二,是作为表述经验对象的叙述方式。中国人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经验。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刘湲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交响音乐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对原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交响音乐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结构的问题,其根本核心是形式问题。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内容,以致忽略形式问题。
    在简单回顾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历程之后,刘湲指出,现代音乐已经变成符号的积聚,原创音乐已经不存在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一个中国音乐人创作的关于英国的作品可能比英国人更“英国”,而一个英国音乐人创作的有关中国的作品可能比中国人更“中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该如何再回到原创呢?所以我质疑原创的存在。我希望这个社会在综合而多元、逐渐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形式的情况下不断进步。

二 全球化、市场与传统艺术的困惑

    当全球化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我们的传统艺术在走向世界舞台时,发生了哪些改变?保留多少传统成分?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傅谨在题为《传统艺术的困惑:我们为何在走向世界是迷失自我》的演讲中对传统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列举了近年来引起世界关注的“传统艺术”:十二女子乐坊、西安古乐、北京戏校在国际市场上的演出。他指出,这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传统艺术”,实际上体现了传统艺术在走向世界时面临的问题。十二女子乐坊虽然演奏的是民族音乐,但是她们并不是把最好的传统音乐呈现给大家,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场“妖艳”的演出;西安古乐的演出者都穿上夸张的唐装,凸现出我们与世界的差异性。这说明我们始终是在世界的外面。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外面的人,因此要走向“世界”,我们首先需要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把我们自己看成世界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才能跟世界融为一体,我们的传统艺术在世界面前才能真正走出困境,赢得世界的尊重。
    北师大民俗学博士、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培养人选岳永逸说,原生态和民间两个词的意义有许多重复之处。在前现代,“原生态”是一个人生活的本质,与信仰相关,而现在经文化商人操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原生态”,更多地是在追求一种商业价值。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培养人选颜全毅说,传统艺术领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需要我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传统艺术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心灵的归属之地。我们不能为了现实利益而把过去的时间、过去的传统都割裂了——人们不应该为了现在而割裂永恒。
    海政创作部作家张帆在发言中对当前一些地区的“伪民俗”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伪民俗”的出现,与全球化有密切的关系,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化思想的某些则面。所谓官方半官方“伪民俗”泡沫,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民俗,主要是指标举民族文化旗号的造神运动。某些“伪民俗”在振兴民族文化,弘扬传统民俗、开发文化资源的华丽宣言下,体现着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和某些官员的政绩诉求。他指出,这些“伪民俗”问题有“蓝藻化”的现象。民俗是一直存在的,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态,有自生自灭、相延相散的规律,它或正或邪,但问题是我们所处在的大民俗环境出现了问题,追求政绩最大化的官员和利益最大化的商人使“伪民俗”愈演愈烈。民俗被破坏性开采,民俗经济发展的蓝藻化正在加剧。

三 新媒介与文艺的蝶化
 
    在当代“图像时代”,随着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型电子媒介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传统文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如何来应对这些挑战?这不仅是对时代文艺创作者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对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文学的死亡和蝶化》的发言,对当代文学与新兴媒体的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阐述。他指出,以前自己也奉行文学衰败论,但最近才意识到,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文学的衰败只有一个主因,那就是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
    他认为,当代社会,在新媒体冲击着人们的视听神经的同时,文学正在像蝴蝶一样蜕变,利用各种新兴电子媒体,以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方式重返文化现场。理论家应当修正所有的美学偏见,为进入新媒体的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并把那些生气勃勃的新媒体文学,纳入文学奖项的搜索范围,并在保留书面文学“遗产”的前提下,加入文学的新媒体类型, 如“影像文学”、“游戏文学”和“手机文学”等等。文学,应当是上述各种样式的总和。
    中国东方歌舞团作曲家、国家一级作曲家伍嘉冀在发言中阐述了电子媒介对原生态音乐的影响。在现场播放了民歌与现代电子技术合成的乐曲之后,他指出,电子制作的手段和电子传媒的手段使原始民歌重新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有了电子媒介的加工,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原生态民歌。一个能够很娴熟地和电子音乐配合的原生态歌者,肯定是一个成熟的歌手。原生态歌手现在可以先录音,再通过电子制作,把他的声音加工成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格式,跟电子设备结合在一起,与一种最现代的音乐表现方式结合起来,产生强大的音乐魅力和冲击力。
    伍嘉冀说,这种情景让人乐观而不是悲观。因为在电子时代,他所接触的原生态歌手由不想唱歌到非常想唱歌,有机会参加演出。一些不识谱或不识字、但音乐感非常好的青年,可以成为他的族群里最时髦的人。在电子时代,有了更好的技术手段,有了电子网络,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最方便最有利的,可以使我们保留最鲜活的民歌,并促进原生态民歌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曲春景在《何为中国本土艺术》的发言中对本土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她认为,在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情境中,我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既能够利用全球化的形式又能够传承和保留我们的经验。保留不是对抗、逃避、对峙,而是结合,如何结合使之获得一种生命。新的媒介,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特别是叙事艺术,包括小说、民间艺术和戏曲艺术的存在形态。
    因此我们要关注的是本土经验如何与全球化的结合、如何使我们自身的经验借助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全球化艺术形式表现得更好。只要结合得好,用全球化的形式承载我们自身的经验,这种形式就应该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

四 21世纪文艺前景展望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艺,目前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哪些成绩?作家、批评家、文艺组织机构等各个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中国文艺的发展?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导师、沈阳师大特聘教授孟繁华在题为《新人民性的文学》中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说,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强调“中国文学经验”,意味着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警惕或惧怕中国文学被欧美强势文学遮蔽、吞噬、同化或覆盖的危险,因此要将中国文学从全球“一体化”中划分出来。这些口号或话语背后,总是隐含着关于“民族性”的双向要求:一方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独立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话语压力,“中国文学经验”这一话题的提出几乎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对象的。
    他认为,如果进入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经验可能在近期讨论最多的“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新世纪以来,文学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物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
    通过对北北、曹征路、吴君、胡学文等作家创作的小说分析,孟繁华指出,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说,全球化的语境中,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全球化,而是中国化。新世纪,是我们言说当前文艺发展的一个立脚点。我们要理解当前的文学和文化,一个出发点就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一个对日常生活的重建过程。这个过程是曲折和复杂的,是以物质为第一性的一个新鲜的重建过程。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建了我们的生活规则。经济原则塑造了新的消费观念。第三,形成了面向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开放格局,突出了全球化对生活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今天,世界不在国界之外,而是以商品和话语方式渗透在我们的生态、生活和交往形态当中。第四,现代科技电子传媒一体化、音响化、数字化奠定了生产的基础,速度、力度、深度和广度等种种衡量尺度大大扩展。以上的几点都体现了中国因素和本土经验。我们发现离物质生活越近的地方,中国本土的因素越活跃。所以我想说,我们研究问题要从新鲜东西出发。我们在这30年里,把物质放在中国人生存的第一位,这一重大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文学和文化。
    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章德宁说,当前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令读者不太满意。作家的自我重复和作家之间的相互重复。有时某一个作家会在不同的杂志发表几篇不同的作品,但是在内容和创作手法上却给人大同小异之感。在写作中,还存在着作家之间相互重复的现象。大量的作品,在内容、写作手法甚至取材角度上都很相似、雷同。另一个问题就是小说形式感的缺乏。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比较重视小说的形式感。但是在探索文学形式的过程中,有的作家走得太远,造成了小说内容上的晦涩和空洞。现在,许多作家对小说的形式感不太重视,仅仅满足于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叙事手法单调,不重视小说的语言和结构。还有一个问题是:写法上的“一窝蜂”。在先锋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现实主义就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现实主义作品很难找到发表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有先锋精神的小说,有形而上诉求的小说也比较稀缺。
    关于原创问题,章德宁认为,原创精神强调的是文学的创新性。文学生态应该是由作家、批评家、编辑、读者共同构成。批评家对引导文学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原创精神,并不仅仅针对创作者而言,批评家也非常需要原创精神。我们需要的是针对当下文艺现状真正有意义的批评,而不是酷评。
    同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周祖冀、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出席会议并致词。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张恬针对文联体制与当前文学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发了言。《文艺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对会议进行了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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