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期刊路在何方?

[关闭本页] 来源:北京文艺      发布时间:2007-10-09

编者按:
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发起并举办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暨文学期刊社长、主编论坛”于2007年8月21、22日在北京圆满召开。
年会首先进行了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的颁奖活动。在读者投票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原创期刊的意见,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讨论,最终评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8篇,并增设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具潜力新人奖”。在读者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刘庆邦的《卧底》,获得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这些获奖小说,代表了这两年我国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北京文学月刊社对“好小说”的评价尺度。
文学期刊社长、主编论坛邀请各方面专家,就文学现状、底层文学、文学期刊的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下面就文学期刊发展的话题摘发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杨斌华(《上海文学》副主编):文学杂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
在新媒体时代,究竟怎样才是好的文学杂志?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杂志退隐”是否能够简单归咎于市场的冷酷和读者的冷漠?文学杂志是如何逐步地沦落为所谓文学圈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生产平台?究竟应该探索和建构一种怎样的文学杂志创新形态,以求突围转型的明显绩效?
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如果论及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及其自我救赎的努力,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依靠自身的革新与突破,在于以“变”应变,以“变”谋发展,在于怎样重新激活、培育适应市场化挑战的生存能力和持守能力。
确实,多年来总有一柄达摩克里斯剑高悬于文学杂志的头顶,大部分杂志的发行量及影响力从新时期初始的辉煌峰巅一路走低之后,生存还是消亡的硕大魔咒就始终压迫着它们的现实神经,使之在面对暗淡前景的茫然焦灼中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尴尬境地:因循陈规、持守不变必定绩效平平,遭人诟病,改头换脸、时尚媚俗也未必投合市场,有人喝彩;文学杂志改版转型鲜有市场成功的个例,艰难的守望反倒成为其苦涩而无奈的某种执著姿态;“市场化”容易损伤文学的尊严,“圈子化”又难免遭遇读者的冷漠。文学杂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逢着自我认同的危机,甚而还落入了一种自我评价的怪圈。
我觉得文学杂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重新召回社会读者人群的广泛注意力,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市场化维度的支持和切入,甚至将自身与市场、读者的关系刻意对立,应该把文学性和市场化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寻求一种融合。
罗传洲(《广西文学》主编):文学期刊和文学编辑支撑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感谢《北京文学》对我们广西的文学的关注。我想谈谈文学期刊在中国当代文学当中的两个作用。第一,1996年我们《广西文学》搞了一个全国文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大概全国来了30多家期刊的人员。当时我们感觉到文学期刊岌岌可危,但是不能抹杀的一点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当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一个主渠道的传播作用。以前的出版社出小说集都是拿某个作家已经发表的作品来出版,在报纸上只是豆腐块的文章,推出一个作家相当困难,要推出作家只有靠期刊了。第二,1993年、1994年以后,全国文学期刊生存非常困难的时候,文学期刊社和文学编辑坚持了文学的精神和文学的原则,支撑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力量。坚持文学精神,从文学质量上要求稿件,这是我们办刊人的宗旨,这也是文学编辑的责任。
刘醒龙(《芳草》主编、作家):文学期刊——源远流长的大河
我们文学期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文学期刊的源远流长。我们改版的时候,我认识到期刊当下这种状态,更需要我们从自身来进行反思。我们老是抱怨外部,我觉得不太现实。外部环境已经改变了,大的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时代背景,整个社会已经改变了,我们就要多从内部来考虑一些问题。
我个人有这样一个总体感受,一本期刊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那些有几百万发行量的书,它就像一场暴雨,它过了就过了,但是很多刊物到现在还在坚持,尽管它的读者、它的发行量在萎缩。相比较以前那些作家的狂风骤雨,我觉得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就很伟大了,因为我们是相对死亡而生的。
我们怎么样找刊物的头条,这是一个刊物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作为一条河流来说,关键是保持住它的流淌的状态。我觉得一个大忌是,一个好作品出来我们疯狂地炒,实际上我们是对刊物的滥用。因为你对好的作品炒过头了,下一期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
做刊物关键是刊物的风格,刊物的定位。栏目的设计,一定要新颖。不要追逐一些明星写手,这些写手会为刊物带来一定的效应。但是你一年也许只有一两篇这样的好稿子,没有这些稿子你怎么办?期刊是一条大河,关键是你上游的生态保护做得怎么样。我们文学刊物如果一味追求时尚、追求潮流,在新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是要被淘汰的。
同时,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资源,这个资源实际上也是老祖宗一代一代慢慢建起来的,就是淘汰机制。我们要一步一步地筛选,地一级、省一级、中央一级,这是刊物的优势,它使我们最终可以推出一些经典的作品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期刊是否具有一种权威性。文学期刊的主编是否称职,你在那个位子有没有做好,这关系着期刊的生命力。如果顶不住差的稿子在刊物上发表,我觉得这个刊物就死一半了。一个刊物不在于你发了多少好稿子,而在于你一年发了多少差稿子,因为这个稿子太差,你前面做的事情就完了。这会衍生出来很多的话题,但是我想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必须有权威性,这有利于刊物坚持自己的风格。我们中国文学刊物真的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有生命力、活跃的刊物非常少。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期刊就得“养”
文学期刊该不该“养”的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我是搞文学批评的,应该算个局外人。站在局外看了这些年,我想重复一句老话,文学期刊就得“养”,可以少“养”几家,但是,“养”应该是个基本政策。文学期刊办好了不一定不能活,但是它不能天天为了活着而挣扎。刊物要办好,必须有品有格,这是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著名大刊,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往往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印数销量问题,所有的原则,不管是刊物的宗旨立场,还是最基本的行业规范,都得无条件让步,这样一切就乱了,这是没办法办好刊物的。
文学期刊必须有自己不可替代的风格和作用。我们北大“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从2004年开始评刊,在全国这么多文学期刊中,一开始选择了十家:《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萌芽》。为什么选择这十家?不仅因为它们是主流的,也因为它们是各有宗旨和特色的,这些特色风格的形成,往往是有深厚传统的。刊物要办得好,不一定事事、时时都领风骚,只要把自己的园地耕种好了,卖什么吆喝什么,就是好刊物。
张发(《黄河》主编):扶持和发现本土作家
《黄河》杂志在刊物定位上也作过多次调整,最大的一次调整是知识分子和著名的学者共同参与的。大家知道我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扶持和发现本土作家。我们没办法追求发行量,只能重新定位,扶持新人。为了扶持本地的作家,我们刊物专门处理他们的作品,不管他们的作品最后有没有在我们刊物发表。反正走不了市场,不如实实在在、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我们办这样的刊物,本身担负的责任应该是很明确的,我们跟出版社办刊不一样,它们是追求利润、追求发行量,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新作、扶持新人上。我鼓动我们有实力的作者到其他辖区的刊物上发,到北京的大刊物、上海的大刊物上去发表,我鼓励他们出去,到外面去。最近好几个小说,就是在我那里通过了以后送到外面去发表的。我们开过两次高层次的研讨会,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搭建一个平台,把我们本土的作家推向更高的地位。
刘建东(《长城》副主编):我们在蜕变的过程中思考
我想我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对文学期刊的前途和命运觉得实在不好把握。就像我们杂志社几个人,虽然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但感觉这本杂志就像一个破车被我们拉着,它到底走向哪里,我们说不清。
为什么我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呢?原因是,原创文学期刊在文坛的位置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还是模糊不清的,还是值得思考的。原创文学期刊到底和中国的文学现状有什么联系呢?它在文学的链条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位置有一点使我感到困惑。
我们知道,一个文学作品要出来,首先要作者、作家去写。作家在原创期刊上发东西,同时迫切地希望越过原创期刊,到达他想达到的目的地。因为原创期刊订数毕竟在逐年下降,可能只有选刊能达到他的真正目的,获得他在文坛的影响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学作品产生的链条当中,一个原创性期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学的危机,文学期刊的危机。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另一面,那就是从我们自身找一些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在于文学期刊本身、在于文学的本身、在于文学的内核。当我们在思考文学期刊真正要走向何处的时候,从文学内部更深层次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对文学会更加有利,我们也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去思考。
李静(评论家):文学刊物要把自己变得不可替代
每一个读者面对一个刊物,首先只是付与了个人的感觉。从我个人阅读的感觉而言,我觉得文学期刊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从外部的环境来看不会得到太明确的答案。其实从最本质上说,文学刊物就是要把自己扮的角色变得不可替代,扮得更有趣,让读者看起来有所得、有所愉悦,其实这是最直接也最可靠的办法。
这个时代对文学真正感兴趣的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少。有一些以书代刊的东西,它反倒是能赢得比较扎实的读者。那些真正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写出一些有趣、有品德的文字,它就是赢得了一些非常稳定的、比较高层次的读者。
一些新媒体能够有广大的读者,我觉得可以用来反观一下文学杂志自身的一些问题,我们对文学本身的那种意识、兴趣和爱,到底怎么样?杂志如何发现一些好的作家?编辑的眼光怎么样?作家本身是什么状况?这些是最本质的问题。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百年来中国文学取得成就最大的是文学媒体
我认为百年来,中国文学在本体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就是文学媒体,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发表中篇小说的媒体,不断在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是商品经济,但是媒体对于文学的理解、追求和它们的文学品格并没有改变。今天我们才认识到,文学媒体在文学生产中的地位太重要了。所以今天能够发展到这样一个状况,媒体的编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严肃文学的坚持是不可缺少的。
刘益善(《长江文艺》主编):不能忘记文学期刊在作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长江文艺》是1949年6月份创刊,号称新中国第一刊,所以我们《长江文艺》是老革命。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人才、推出作品。文学期刊的编辑,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我把它叫做发现、扶持、推举。我说过五次座谈会、六次座谈会、七次座谈会,有的作家大谈他们的创作成果,他们没有提一句在自己的成长中文学期刊的编辑所起的作用。在上次的讨论会上,我也提过这个问题。我说中国作家协会有这样一个委员会,有那样一个委员会,有没有期刊编辑委员会呢?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期刊编辑会议。任何时候,不能够忘记我们文学期刊在作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别人没有提到,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我们自己做的工作,我们应该自己肯定自己。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的,也是很崇高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为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付出劳动是心甘情愿的。
黎晶(北京文联驻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作家):关于文学与期刊的几点思考
大家提到了文学生命和文学前途,很多人谈到死亡和衰落的问题,我倒认为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学繁荣的时代。为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五六十年代我们上中小学的时候,全国有多少个文学期刊?和现在比应该说反差是非常大的。从我们作家群体上看,光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将近2000人。如果算上我们全国各个省市的作协会员,我们的作家队伍和历朝历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有这么大的一支作家队伍在生产文学产品,同时又有这么多的文学期刊,把他们的产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换,今天又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会议,我们能说我们的文学不是繁荣的吗?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有这么多的作家,有这么多的文学刊物,但是我们的阅读者的数量和过去又成了鲜明的、强烈的反差。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今天在座的期刊界的同志谈了很多问题,谈到了处境,也谈了《北京文学》搞了这样一个论坛,轰轰烈烈,规模很大,但是这样一个盛大的文学论坛,仍然是在我们体制内进行循环,还是没有走出我们的圈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第三只眼睛看待我们的文学期刊呢?
我想提几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文学在社会发展中,是左右社会发展还是被社会所左右。我们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期刊在这个进程当中,该如何去考虑和调整我们的发展方向?最近我也写了很多歌词,歌曲的功能是调动人民内心的愉悦程度,我们用内心的愉悦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艺术是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第二,文学生命力的问题。书写者和阅读者在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电视剧、电影、戏剧、相声、书法是不是文学?他们都是以文学作为本质来体现的。这个大千世界,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文学现象的反映。所以期刊怎么能够在这样一种转变当中,把我们的平台伸到前方,把作家的产品推向世界?
第三,大家谈到文学读者是小众的问题,可是如果文学不能走向大众,它的生命力将受到挑战。文学的问题必须由小众走向大众,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我们高层次的理论研讨,受众面应该是我们广大的群体,期刊也承担着一个把小众变为大众的责任。
作家应该选择他要表现的对象,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也希望各个期刊社,能够根据目前的状况来调整方向。我们搞这样的活动也是想把好的作品集中起来,二次向社会推广,也让我们的文化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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