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桃花” 提携新人

[关闭本页] 来源:北京文艺      发布时间:2007-08-08

作为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系列论坛的一部分,“《我爱桃花》话剧表演艺术分论坛”于4月28日在首都剧场二楼咖啡厅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话剧《我爱桃花》的作者邹静之、导演任鸣和两位男女主演——青年演员徐昂、白荟,都是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的培养人选。
《我爱桃花》的由头缘自《型世言》第五回前面的一个小故事帽儿:醉酒的丈夫提前回家,偷情的妻子只好将情人藏入米柜。丈夫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不巧将情人的巾帻(古代男子用的头巾)压在身下。情人示意妻子拿出巾帻,妻子却会错了意,将丈夫身上的刀取下来递了过去。情人惊悚,想这个女人如此心狠,于是一刀将她杀死。邹静之先生采用“戏中戏”的戏剧手法,借此演绎了一段古今交错的爱情故事:被杀死的妻子很快“活”了过来,为戏中古代女人的死亡而与男演员争吵。原来这一对演员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婚外情”的关系。他们对古代戏中感情的发问,由此也变成对自身情感的审视。随着现代演员不断改编古代戏的情节,感情发展的多种可能也在古今时空中不断变换交替,从而折射出从古到今人们永远也说不清的情感困惑。正如邹静之先生所形容的:《我爱桃花》是一出探讨情感问题的后现代版本的戏。
本次论坛在导演任鸣,主演徐昂、白荟畅谈对《我爱桃花》的导、演体会中开始。紧接着,与会专家就这部话剧的主题、表演水平及当前话剧艺术的发展状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开放性的主题 开放式的话剧
与会专家认为,《我爱桃花》看似在处理横亘古今的爱情主题,但是其开放式的戏剧结构使得它的主题呈现出复杂的一面。中央戏剧学院张仁礼教授指出,《我爱桃花》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思辨力和想象力,展示了一种在新的话剧艺术观念指导下的表演艺术。现实主义是我国话剧表演艺术的主流,但是现实主义如果没有其他表现方法作补充,也很难发展。《我爱桃花》这部开放性的话剧给导演和演员都留出了很大的再创造空间。虽然主题是讲爱情,但也是在讲人生。正如这出戏所揭示的,人的一生中面临着无数次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观念、理性思考和个人修养。
戏剧理论家林克欢说,这部戏剧的舞台很“干净”。戏开始之前,用竹帘把舞台围起来,而竹帘在音乐声中缓慢卷起来之后,舞台上出现了现代感很强的金属柱子。舞台景观上的这种处理,使故事一开始就破开了时代性;而舞台上转台的灵活使用,也使舞台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勾连在一起。这部戏可供挖掘的东西很多,因为它提供了许多不同的东西。戏剧采取了后期现代派戏剧或者说后现代戏剧常用的“戏中戏”重叠手法,展现了故事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这种“戏中戏”的重叠结构,以前多在电影中出现,例如电影《罗生门》就采用了这种叙事手法。这种叙事手法与西方二战后形成的表现对生存、真理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美学思潮密切相关。
在分析了《我爱桃花》的戏剧结构之后,林克欢指出,这部戏与上述美学思潮还不完全一样。它不完全是在表达一种对生存、真理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部戏可发挥的空间很大,可以提供与原来的那种美学经验不同的新东西。例如,这部戏剧围绕着“杀人”的故事来展开。“杀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合理性,但是剧中人却在不断讨论这一不存在合理性的事件。所以说,这部话剧实际呈现的是一种叙事的陷阱,其叙述的重点并不是爱情,而是偷情、欲望以及生存和死亡。这样一种叙事的圈套可以放入很多内容,但是这些内容与道德无关,而更多的是表现了作家对人性、对生命的批判意识和对生活的无奈。
因此,表演者对剧本的解释一定要确定。如果不确定,就会带出许多表演上的问题。例如,男主角为什么在戏剧的结尾处掉眼泪?是因为动了真情吗?但是这部戏并不表现真挚的爱情。女演员在最后面对自己并不爱的丈夫时,如果能继续保持“媚态”,可能会更好地表现出其虚假的一面。
表演:话剧艺术与其他艺术相互补充
北京剧协副主席孙毓敏从戏曲表演的角度谈了对《我爱桃花》中表演的看法。她说,这部话剧的主题和舞台布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男女演员的表演上,作为舞台表演,一些程式化的东西一定要注意。演员要注意动作的现实感。例如,女演员掀帘子、推门的动作如更有力度就更好了。男演员在走出米柜时,一定要有“跨”这一个动作,在这些细节中展示出舞台表演的空间感。在服装上,三位演员的服装可以更考究一些,以取得更好的舞台效果。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吕中,首先回忆了自己向戏剧界前辈学习表演的经历。她说,正所谓“艺多不压身,艺高人胆大”,戏剧应该向戏曲、音乐及其他艺术多学习。她认为,《我爱桃花》这个戏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经典作品。这部戏反映了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遇到关于人生选择的困惑。它再一次说明人生中从来没有任何事是十全十美的,包括情感。演员的表演很朴实,但是一些动作可以做得更精确一些。如果细节上更完美、精确,这部戏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经典作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说,《我爱桃花》是一个非常空灵的戏,应该寻找一种更为空灵的方法来表演。但是现在采取的是一种比较“老实”的表演方法。尤其是“戏中戏”一段,现在的表演似乎有点类似电视剧式的煽情,这就导致此段戏的趣味性不够,如果多运用一些戏曲的表演方法就更好了。她指出,《我爱桃花》的叙事结构中呈现出强烈的游戏性,如何通过游戏性去触碰现实人生、把握好这部戏的层次感,这是演员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代话剧的困境和挑战
在论坛讨论中,与会专家就《我爱桃花》谈开去,表现了对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发展状况的高度关注。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吴晓江说,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院团呈现一种“逆向淘汰”的倾向,最优秀的话剧演员都活跃在影视行业中。话剧表演目前的水平比较低下,主要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演员来担任角色,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行业和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
吴晓江导演指出,在现在的戏剧创作中,缺少机智、聪慧和对生活充满理解的戏,而多有惯于煽情的戏。很多戏习惯于简单地煽情、简单地唤起观众对故事情境的同情,而不是真正从戏剧本身出发,以表演和戏剧本身来打动观众。戏剧表演一定要和电视剧表演分开。面对戏剧目前的发展状况,我们作为这个行业中的工作者,一定要有紧迫感。
北京剧协秘书长杨乾武说,最近在观看了俄罗斯和英国的话剧后,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话剧蕴含着来自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戏剧传统的独特韵味,他们的演员也具有一种独特的品质。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也具备这种来自我们民族的戏曲传统和话剧传统的艺术品质。他认为,人艺的青年演员应该对这种戏剧传统倍加珍惜。另外,青年演员在自己内心应该对艺术作品的好坏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年轻人可以叛逆,但是,如果没有标准就只能跟着流行时尚跑。
《中国戏剧》副主编黎继德说,目前话剧艺术缺乏好的剧本,在表演上问题也很大,需要认真来探讨这一问题。话剧艺术现在尤其缺乏青年人才。此次研讨会把年轻人的表演经验及时地总结出来,对青年人在舞台艺术上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主持,副书记张占琴出席。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在研讨会结束时感慨说,这么多重量级的专家为两个还称不上“腕儿”的青年演员的演出开研讨会,这种情况在北京人艺是很少见的。他希望青年艺术工作者吸取专家们的宝贵意见,不断提高话剧表演水平;同时希望青年演员们多参加基层演出,得到更多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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