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从小说到电影--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8-11-21

小说改编电影,是艺术形式转换最常见的现象。很多影视作品是从小说改编过来的。常见的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乱世佳人》《教父》《阿甘正传》《贫民窟中的百万富翁》《青春之歌》《高山下的花环》《周渔的火车》《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甄嬛传》《琅琊榜》《芈月传》等。小说是影视的母体之一,改编小说也是影视常见的策略。

但是,小说和影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的文字叙述,决定了小说必须有读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读者的想象和再创作,是小说最后完成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批评家的专业阅读和评论。阅读用文字作为材料构建的小说关键的是读者的感受,特点是接受过程是主动的,因此才有“诗无达诂”的说法,才有“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读者是参与小说创作的。影视是满足窥秘的艺术,是一览无余的艺术。两种艺术形式各自有自己的规律。因此,这里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小说改编影视,是否要“尊重原著”。我举两个例子。

《活着》原著的福贵是生活在南方乡村的贫苦农民,但改编电影时,福贵的生活背景放在了北方一个城镇,并且是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皮影戏贯穿电影始终并成为一个基本线索。小说的讲述者是“我”——一个名额采集者。电影删去了“我”的线索,采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和人物命运;小说中的家珍是一个弱小、肮脏、灰尘满面的女人;但电影中巩俐饰演的家珍改编了小说中家珍的形象,她很健壮,也很干净。这些变化,虽然没有严格遵照原著,但对原著没有伤害;另一个例子是电视连续剧《雷雨》。从话剧到改编电视连续剧,基本情节都有所保留,但是电视剧主要突出的是周萍和繁漪的不伦之恋。甚至致使繁漪怀孕,繁漪的怀孕迫使他们私奔,然而流产则导致了周萍只身远去东洋。这个核心情节,只能是在曹禺的剧本中获得合法性,如果是新编的电视剧,这个核心情节几乎是不可能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改变,可能更适于市场的要求,但对曹禺的《雷雨》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是歪曲甚至亵渎了《雷雨》。

于是,这两个典型的例子可能就触及到了改编如何面对原著的问题。我觉得,所谓“忠实原著”“尊重原著”,关键是怎样去理解。我们知道,即便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尊重历史”也只是一个具有形容词意义的说法。历史是不能还原的,历史是历史学家讲述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历史是被不同的历史学家构建出来的。同样的道理,改编原著中的“尊重原著”的说法,也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改编者对原著的理解一定存在差异,这个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就使“尊重原著”落空了。或者说,我们尊重谁理解的那个“原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说法。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是可以任意改编原著的理由。如《雷雨》的改编,就有任意之嫌。因此在我看来,改编原著,变化是绝对的,因为是一种艺术形式向另外一种艺术形式的转换,这一转换决定了两个不同差异的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宿命。我赞成的是,改编的创造性,改编要使原作增辉而不是因不同的诉求,使原著受到损害。

2010年李欧梵在《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的后记中说:他写这本书,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姑且称之为“后启蒙”:经由现今来重新认识过去,也经过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的经典。……这个“后”字,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指现今的所谓“后现代”社会;另一个“后”字则指的是“后”来居上的学问——电影,我认为现今已是经由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时候了。他的这个表述,可能会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与其反复争论文学改编电影是否要尊重原著,毋宁换一个思路,就是从电影来反观文学。李欧梵曾质疑:为什么一流文学拍不出一流电影,经典电影多来自二流小说。证实李欧梵的这个说法并不难,比如《教父》《乱世佳人》等一流电影的原著,大概不能说是一流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讨论电影改编是否尊重原著可能就没什么意义了。这如同不同文字的翻译一样,忠实原著只是一个理想或期待,不同语种内在的微妙,是只能体验而难以实现的。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大概也相似到这样的程度。

其实,现时段的电影生存,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小说、电影艺术形式互换的问题,这个问题怎样讨论都是模糊不清的。但它不至于对电影生产产生致命的影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讨论之外,比如意识形态的管控,资本市场的宰制。这两个因素是难以超越的,任何一部电影从生产到播映,几乎都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反复纠缠。当然,电影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不止是在我国存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像我们熟悉的风行于90年代的《泰坦尼克号》《廊桥遗梦》《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有鲜明的美国意识形态——他们越是缺乏什么,就越是凸显什么:美国离婚率最高,但一定要凸显生死恋;《廊桥遗梦》写了婚外情,但弗朗西斯卡一定要回归家庭,既让中年妇女体验了婚外情,同时又保有了美国家庭的完整;美国到处穷兵黩武,从科索沃、阿富汗到伊拉克、叙利亚。但他们在电影里一定要凸显人道主义。为一个年迈的母亲的晚年不再孤独,他们拼死也要找到瑞恩。这就是美国电影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还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问题——既是学术的,又是现实的。但是它对当下电影生产来说,可能是无关痛痒的。话又说回来,作为文学批评家,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有些问题确实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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