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寻根言说的三重取向--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20-01-15

优秀的文学杂志都有自己的个性魅力。这魅力是它吸引读者之处,也是被它吸引久了的读者,反过来对它寄予更多期待和更大希望的理由之所在。《民族文学》的魅力,恰如其名,对读者和作者,它都同样发出一种召唤,召唤他们在写作和阅读的姿态上、在言说和理解的旨趣上,都表现出比在别处更鲜明也更饱满些的民族特色、民族情怀和民族关切。

多年来,《民族文学》的编者和作者持续不懈的合力耕耘,已经厚殖了一方沃土、树立了一支地标。牢筑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认同基础之上的多民族文化谱系,在《民族文学》各体创作的园地里,得到了丰富多彩和具体而微的生动展示。其中,直接从作者切身经历中生长起来的散文,释放的真实信息、真实感染力和真实冲击力,尤为充足。回望2019年《民族文学》各期的散文类栏目,一如既往,忆述故乡亲友、追溯家族源流、钩沉史料史实这三类分别侧重于描写、叙述和阐释的作品,仍占最大比重。

忆旧怀亲思乡、讲述家族故事、挖掘历史文献,在其他文学刊物的原发散文中,也属常年热度不衰的三大熟题。但唯有在《民族文学》这里,它们才像是殊途同归或者轮辐向心似的,把情思内涵的主题,集中而清晰地归结到了同一焦点——寻绎作者本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族缘根脉。相形之下,那些把这些题材仅仅拘执在为自我画像、为个性定格、为区区一方水土和一时一地写真的做法,就显得局促狭隘了很多。概括一句话,可以说,《民族文学》为它所推出的作品设定了一个在民族寻根的高度上展开言说的门槛高度。从《民族文学》上问世的作品,确实也都在努力依托这一高度而臻于精湛。

当然,处理题材的目标取向,只是一个起步姿态,还远不能决定作品艺术和思想上的最终成败。如何将寻绎民族之根的言说本应有的深沉气派和开阔视野,转化为真正可以含纳而又超越单纯的自叙传或家史村史和族群史的共同文学话语形态,进而彻底摆脱不自觉间把寻根言说蜕化成变相的自我小叙事或文学版地方志的惯性蛊惑,这可能是具体创作进程中更具挑战性的难关。

带着这样的思考,通读《民族文学》2019年刊发的全部59篇散文和6个采风专辑里的部分散文体篇章,深感如前所述的寻根言说的三重取向上,既不乏值得珍惜的收获,也尚存有待完善的缺失。为使表述尽量简明,以下主要针对59个单篇独立发表的散文作品,逐期梳理。

第一期4篇散文中,《呼苏木奇》(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哈萨克族)属典型的通过忆述祖辈亲人身世和描摹故居之地风土,来确认、见证自身族缘特质的作品。借助转述小爷爷的诉说,吉别克老祖母和祖父含辛茹苦而又坚韧镇定的精神血脉传承,与“穷人的牧场”呼苏木奇仿佛为彰显天不绝穷人活路的厚生之德而默默存在的自然场景,在时有跳脱情境的直白句段,但总体保持了沉稳态势的叙述和描写中,达成了足可两相交融的协调匹配,给读者造成的感受最终还是深切有力、气势开张的。《怀念歪屁股船》(安元奎,土家族)也以追述和描写为主要手法,呈现的是名列中国内陆河三大独特船型之一、牵连着乌江土家文化传统的一种渡船的前世今生。但可能碍于篇幅较短,意蕴层面的开掘基本让位给了表面情形的介绍。更精短一些的《走读玉龙》(张焰铎,白族),耽于写景,也有类似不足。

《心是所有的千山万水》(纪尘,瑶族)全篇逾万字,写法洒脱,形式感强,以跨国界、跨文化的游踪感兴抒写,一反回乡念旧、寻根问祖的题材套路。但它遣词设意的思路走向,明明白白还是在求证“我是谁”“我的精神血脉何在”这样的寻根命题,从文体格局上,可谓以漫游异乡反写了留连故土、以在他者中穿行反写了在祖辈镜像里自顾,新意盎然,不过投射在依循常规的阅读心理中,也略显出空疏高蹈、削弱代入感的轻忽偏失。

第2期的《南下先祖陈连升》(谭功才,土家族)和《薛禅汗忽必烈》(孙晓飞,蒙古族),属于散文圈里流行多年的述史类型文,都写得很结实,在密集的材料爬梳中,穿插层层推进的阐发思辨。尤其是《薛禅汗忽必烈》,申论条分缕析,举证步步为营,史料转述之外,更援引中外学者观点,为贤者忽必烈和他所开创的有元一代的政风朝纲作了全面的正名翻案。第12期上3万多字的长文《长长的路》(韩伟林,蒙古族),立意与此相仿,而述及的史料范围、刻画的历史场面,扩展到几近涵盖半部元史,内容更加丰厚,但也更靠近了史籍今译,更远离了浸润和贯穿着作者主观情思的文学创作。

第3、4期的散文中,《外来的谋生方式》(艾吉,哈尼族)、《刻在卵石上的小羊》(法蒂玛·白羽,回族)、《像风一样》(阿舍,维吾尔族)、《庄子河记》(李小麦,彝族)、《老屋新歌》(唐克雪,瑶族),均为质朴平实、不事铅华的日常现实生活写照,读来若有闲居谈话风致。其中,《外来的谋生方式》5题连缀,散点扫视,粗线条勾勒,将那些漂泊乡野间,随时随处地张罗着收头发、卖药、炸苞谷、照相、烤甘蔗等不起眼小营生的游商小贩们的神情行止,一一描画到我们眼前,看似琐碎,却寓有深情。很明显,这已超出了寻常习见的乡愁乡思散文对一己一家一地一族的关注和惦念,映衬、传递了宽广辽远的生存感喟和族群共感。

第5、6期上的《初春·少年》(人狼格,纳西族)与《一只燕子在离去》(连亭,壮族),笔触所指均在自我、家人和故乡之间。不同的是:前者沿个人成长的轨迹,展开由远而近的叙述,后者则从对于父母衰老尤其是母亲患病的忧虑、伤感荡开思绪,渐渐蔓延到面向故土乡亲的眷念、叹惋。两位作者共同的长处是文笔洗练,把握住了叙事、描写和抒情的均衡、节制之道,杜绝了同类取材的散文中常见的一路流水账戳到底的平铺直叙,收敛了自得其乐的感恩表白和自怨自艾的情绪宣泄。取而代之的,是分寸精当的心境点染和叙事留白。

《给我一双目光》(李达伟,白族)和《神秘面纱下的生命》(俄尼·牧莎斯加,彝族)一实一虚,但都触及了民族传统文化深处带有神秘色彩和偏于非理性的一隅,如招魂、巫术、梦与灵魂等。作为散文创作领域的一种试验,拿捏、运用这类题材并为之赋形造境的艺术实践,迄今大多仍然停留在费力不讨好的困窘阶段。这两个作品也未能例外。相对而言,《给我一双目光》的取材更实在,它关联了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风俗民情,比较接地气,更容易让读者会意。

近万字的《一生好运》(廖献红,壮族),在第5期以至全年的《民族文学》上,都算是一篇特殊的作品。一方面,它通篇始终围绕着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铺开叙述的写法,以及一连串巧合最后形成闭合结构的故事内容,都与一般的小说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以作者设定在作品中的行文语气和名姓称谓来看,又分明流露着生活纪实的况味。若没有来自作者本人的附加说明,读者只能揣测而无从断定这样的作品是否含有某些着意虚构的成分。

《一生好运》这些多少带些横跨不同体裁疆界或者融通不同体裁通例的写作特点,在2019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长篇散文作品中,并不鲜见。遍览这部分短则接近或者超过万字、长则多达数万字的散文长篇,它们形态各异的文体面貌和手法不一的构造机理,参差并置,蔚然可观。从中,一个事关创作思维的问题赫然凸显:散文的长篇幅值不值得去追求?如果值得,达成散文创作长篇架构的方式究竟怎样才是合理的?对前一个问题,在长篇散文作品的出现早呈遍处开花之势的当下,已无单独探究的必要。回答了后一个问题,其实也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前面提过的《心是所有的千山万水》《给我一双目光》两文题材虽然有别,但它们的篇幅之长,靠的是缀段结构的支撑,也就是一组可以拆散的短篇散文的连缀拼接。第9期的《草木五篇》(刘惠春,蒙古族)、《师友》(鲁若迪基,普米族)和第12期的《鲍坪的忧郁》(谭功才,土家族),也是如此。而第9期的《千秋一碗兵书阁》(吴昌仲,侗族)和第12期的《长长的路》那样的长篇幅,则源自对史料文献的归集、梳理和转述,属于被原材料撑长、胀满的大篇幅。至于《一生好运》和第12期的《伙伴是一群鹅》(杨汉立,苗族)的长篇幅,应归为第三种成因,即由仿写小说或传记而来,特别是情节链铺设得比较长的小说和时间跨度比较大或交代细节过于琐碎的传记。

从尊重散文本身独特文体价值的角度看,以上三种长篇散文构成法,都不能称为正途。第一种缀段的办法,是在做积少成多的机械堆砌和数量叠加。第二种靠充塞、演义材料和第三种靠模拟其他文类的办法,都属于借壳下蛋式的寄生或衍生。散文非常需要而且也完全能够发展起自己的长篇结构,但这种结构只有从散文文体传统和表达空间的内部生长出来,才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品质和实实在在的必要。在这方面,值得首先予以重视和考虑借鉴的,不是小说等其他文学文体的写法,更不是文学以外的史料史籍或史书叙事套路,而是1990年代末兴起的“新散文”一派作家的创作成果和探索经验。

第6期上的《奔前程》(侯志锋,壮族),全文3万多字,回顾作者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和社会遭逢:从年少背井离乡南下东莞,加入电子厂劳工大军,到务工潮低落、景气转移,工友们分头散去、各谋前程,作者本人也奔波多处,在陆续到医院、物流园和酒店当保安的岁月里,步入了秋凉渐近、风霜重重的中年。通篇记叙酣畅、思绪明快,一气呵成。换到其他文学刊物,或许这篇作品会被列入非虚构一类的栏目。因为它大部分的叙述视点都落在各位工友那里,纯粹自顾自的内容很少。这固然使它多了一层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式的外聚焦视角观照过多的冷色,但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冷色其实正好跟私人空间被公共空间挤压得很小的工厂打工仔生活经验的特点相吻合。同时,这也让作者顺势避开了面对那段经历容易陷于自哀自怜情调的叙述倾向,反而获得了回看往事的宽广视域和较高的立足点。

第7期的《陶然亭,剪辑的往事》(查干,蒙古族)一文,回顾作者亲历《民族文学》在北京南城人文历史名胜景区初创的一段工作和生活,把特别的地景、年代和友情氛围凝结成的珍贵记忆,转化成了可以长存的文学史料形态。第8期的《红水奔腾》(何建安,哈尼族)和第9期的《在父辈的荣光下》(此称,藏族),分别记述哀牢山下位居茶马古道中转要冲的戛洒古镇的今昔沧桑,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新近成立首家乡村私营的茶马古道博物馆的前因后果。两篇互文对读,足以增进同一历史流脉和同一国土区位上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紧密一体的认知。

还是在第8期,笔致深切、细节感人的《铁木社》(苏尔塔拉图,蒙古族),以六十多年前合作化运动初期蒙古族聚居区海力锦村第一个铁木社和它的灵魂人物——作者的姥爷,历经“辉煌二十年”,最终迎来铁木社“死”到入社元老之前的一段家史和村史,折射出大时代变迁下世风人心的幽微情态,缅怀历史和前辈之余,更启后来者省思。《撒拉尔舌尖上的词语》(撒玛尔罕,撒拉族)和《小鹀不是小巫》(苏华,达斡尔族)两文,切入点独特,前者从撒拉尔谚语和民歌来探察民族心理和传统价值观,后者从作者本人痴迷于为一对偶遇的小鸟寻名责实、确认“身份”的一段饶有生活闲趣的经历,见证了达斡尔人民族气质里自然之子的率真天性。

刊载于第11期的《父亲送我雪豹皮》(铁穆尔,裕固族),文辞绵密,属意高远。一张得自鄂金尼部落原乡、祁连山南麓黑河上游的群山间的雪豹皮,度越六十多年光阴,凝结父子两代守望家园、轸念生命、怀想自由栖息地的悠长神思。延展、盘桓在字里行间的,既有对于雄浑壮美的地域自然风情和民族精神气魄的礼赞和咏叹,也有升腾、激发在这一层面之上的针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幽暗一面和悖谬态势的忧戚和激愤。

除前述作品外,在寻根言说的内涵力道和篇章构撰的严整精致方面,似乎再也辨别不出更突出更醒目的个案了。应该说,多数时候多数人的表达,都只具有充实和巩固多数话语习惯的意义,这本来就是一种常态。无论是静水流深时时生发在浩瀚的民族意识汪洋深层的寻根言说,还是处处都千丝万缕地勾连着悠久文学传统和复杂社会现实的散文创作,其间真正得力有效的表达,向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包括本文在内的所谓年度综述一类的理论批评文章,实质上也只能给出一种还原创作过程的拟态样本和演示文体价值评判的权宜范例。对于生龙活虎的一线写作者来说,透过临时显现的话语样本和瞬间起落的言说声响,领悟到写作行为周边内外的恒常态和恒常理,永远比记住或计较一些枯燥的教条和判断更重要。毕竟,我们每一位写作者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生活现实和精神世界,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躁动不息的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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