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的动物园》:不断“上新”的严歌苓,还能不能“出新”?--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9-11-27

严歌苓新作《穗子的动物园》甫一出版就引发关注。这是一部很难被定义的作品,将非虚构、虚构作品整合在了一起,透露出一种“小清新”的总基调。

腰封推荐语上将该书评价为“严歌苓转型动物题材/开拓另一种人性书写”,是言过其实的。严歌苓的文学书写中一直有“动物”的一席之地。《可利亚在非洲》《黑影》《爱犬颗韧》(又名《士兵与狗》)都是以动物为主角的旧作;若论配角,从《雌性的草地》到《陆犯焉识》,动物形象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中更是早有出彩表现——作为母性代表的牧羊犬姆姆,在做狗做狼的取舍之间手足相残的憨巴、金眼,野性不驯又灵性十足的红马,惊呼着“人来了”的野马、野羊群,它们的出场都在讨论“人性”、人与自然,主张人与动物间的“同类”关系;即便仅作为“龙套”、增加情节趣味性的动物,如醉卧雪地的野狼一家,自作多情陪伴婉喻的猫,也是寥寥数笔就传神如见——也不难辨识, 《陆犯焉识》中的猫正是以《礼物》主角为“原型”的。

但《穗子的动物园》的气质又的确不同于读者一般印象中的严歌苓作品,它带来的是“暖萌”的审美享受。这与其动物题材有关,亦与文体有关。不同于小说“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的戏剧化风格,严歌苓的散文笔调更加温暖,修辞更加节制,情感更多内省,而不减笔墨之精炼、描写之传神,且信息含量尤其可观,纳入了她在多年跨国生活中的探究与思考。放在当前全球多元文化进一步深度交织的时代全景中,严歌苓对自身跨国经验的非虚构书写更具有及时的信息性。

不过,相比于 《波西米亚楼》《非洲手记》,《穗子的动物园》虽也写到世界各地,“信息性”却减弱了,由动物故事思辨“人性”“人与自然”,多是老调重弹。所以,无论“转型小清新”是不是营销噱头,它牵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多产作家是否可能在长期写作中继续出新?严歌苓的好作品已经很多,最好的作品还会是“下一部”吗?

谈到“最好的作品”,便有必要问一句,究竟“好”在哪里?作为有目共睹的高产作家,严歌苓得到的评价是两极化的。许多读者推崇她的虚构艺术,称赞她善写回肠荡气的爱情传奇、塑造独特的女性形象,情节设计和文字组织都高度精致,字里行间流露极强的想象力;也有评论者批评她华丽的文本如同“假花”,精美却不真实,情节设置过于戏剧化,“戏多”、掩不住好莱坞编剧的做作气味,甚至直接质疑她创作的基本态度,批评她轻率涉足不能驾驭的题材(如《老师好美》),有专业作家的傲慢。

的确,过于娴熟、丰富的技巧,是严歌苓的双刃剑:一方面将读者有力地卷入百转千回的文字之旅,在高度风格化的人物故事、生动别致的遣词造句中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复杂的修辞、尤其是将宏观命题放进男女关系里讨论的“性化”手法,往往令读者将她创作的终极主题理解为女人、情感、“人性”。在这样的概念框架里,严歌苓终究不过是矫饰过度的畅销作家,格调与张爱玲、李碧华类同。

在笔者看来,严歌苓作品的好处,在又不尽在她的虚构艺术——最精彩的是“化实为虚”中凝聚、隐藏又传达的那个“实”:实情实事、实意实感。若不问“虚”中之“实”,她的小说只不过是形式主义批评的好材料。而正是在“实”上,笔者认为,她的“异国故事”“跨国故事”(如非洲题材的散文、小说)比近些年来那些着笔于中国的故事来得更有内容;也是在这个角度上,她的散文比起小说并不逊色,记事达意更有“效率”,小说则常修饰过度以至于喧宾夺主,有损于其严肃文学的气质。

近年来严歌苓以当代中国为题材的创作,如《补玉山居》《赴宴者》《妈阁是座城》《舞男》等,本质是旁观者的“奇观化”书写,是成名作家拣择蜂拥而来的故事素材而拼合的“浮世绘”;移民生活才是与军旅生活同样深刻、同样深深塑造严歌苓内在格局的生命经验,由之“转码”而出的作品更饱满、真诚,称得上是直面移民经验的紧张探寻。

特定经历造就特定的问题意识。如今的美国华人题材已不再新鲜,严歌苓却仍然特出——直到《摘金奇缘》《不要告诉她》,国内读者看的多是华人圈内、华人家庭内的故事;擅写华人与白人深入接触、置身白人圈经验的严歌苓,不仅接续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传统,深入描写华人移民置身异种社会的“孤绝”之感,又进一步直写了华人身处美国种族主义、东方主义文化的痛苦经验,反向审视了美国文化阶级性、种族性的“基因图谱”。

对这些并不愉快、许多人避而不谈的话题(我们更愿意用“文化差异”这个平等主义的概念去表述中美文化的共处),严歌苓能够正视(她身体力行地与美国种族主义对抗,这在《非洲手记》中表现得最为生动),但在小说创作中,往往将其编织进“爱情”“性”的人物关系予以曲折处理 (如 《风筝歌》 《栗色头发》《屋有阁楼》),将种族不平等、文化冲突的冷酷现实压缩进人物的“内心戏”,着重刻画其引发的复杂心绪,不免被一例视作“人性”书写;直写、极写种族主义、排华主义之恶时,剪裁、虚构历史材料(如《扶桑》《魔旦》)有时流于表面的戏剧性,甚至歪曲历史(如《血橙》),“拟西方”视角的描写过于刻意细腻,又招来“自我东方主义”的评价:国内读者并无多少相关的知识储备,难于把握其虚实处理背后的观念、态度。

严歌苓自称 “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自白认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作为“50后”,严歌苓在小说中表现出坚定的民族自尊心,面对西方价值观并无自卑感,对美国人的优越感、东方主义思维怀有深刻的愤怒,有从民族、国家、阶级的高度观察、思考的意识,同时执着追求个人尊严、个人幸福。这些都是“新中国”传统的落实与延伸。以表达这一系列价值观的明确与生动程度为尺度,严歌苓最好的一部“美华”题材长篇小说应当是《无出路咖啡馆》,这部小说犀利与蕴藉兼备,“虚构”和“写实”的“配比”达到了均衡、和谐的境界。

说到虚实配比,《穗子的动物园》中的虚构有明显的节制,若这是“转型”的信号(而不是走向“小清新”)则颇为可喜。严歌苓有着国内作家不擅长的跨国之识,又有不少海外华裔作家所疏离的文化责任感,与当前中国读者的思想文化需求应当能够准确对接。严歌苓若再写异国故事,这是一个有潜力的方向。

而从国内的信息环境来说,随着网络传播的高度发达、国内网民“看世界”经验的迅速丰富,严歌苓多年来在小说中曲折表达、在散文中坦言相告的许多关于海外的知识,正在从“秘辛”变为“常识”。随着读者接受背景的这一质变,严歌苓既往的“美华”题材小说亦有了新的看点。这意味着对严歌苓的阅读将最终从对文学“为艺术”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领略它“为人生”的质朴境界。这个“转型”,考验的已经不是作家严歌苓的“出新”能力,而是我们文学评论者、研究者兼揽历史、对话现实、联通读者的能力了。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分享到:
文艺家协会

联系电话:(010)66048572 电子邮箱:beijingwenlianwang@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95号 邮编:100031
版权所有: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2013-2020 未经授权严禁复制或镜像

我要啦免费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