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而不得:创伤叙事与“旧”女性故事--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9-08-15

编辑老师约稿时说,《平伯母》塑造了一个“苏大强”式的人物。谁是“苏大强”?是受悍妻压迫进而主动放弃自身家庭责任的无所承担者,还是沉溺于耻感和情绪又被迫压抑自我需求的假性妥协者,又或是伺机将长成的儿女作为偿债杠杆的自私、冷漠、吝啬和利己者?事实上,鲍贝的中篇新作《平伯母》讲述的故事并不拉杂——

平伯母通过花露水的气味发现丈夫鲍庆山出轨,自此开启了“失控”的一生:先是鲍庆山因平伯母的过激行为最终选择离家与“花露嫂”生活,再是平伯母放弃重建生活而将余生希望全然寄托于一儿两女成人后为她“报仇”的可能。最终,从破碎的原生家庭和平伯母的异常情绪中成长起来的儿女既厌恶、惧怕平伯母,也放弃了自身抗争、修复和建构主体性的尝试;两个女儿迅速出嫁,儿子天赐虽曾进入“书斋”短暂地拥有梦想,仍然在平伯母的劝导下结婚;媳妇林寒露凶悍不孝,天赐却不作为,并最终随林寒露搬离;故事落脚在鲍庆山去世时平伯母再次以其妻子的身份主持丧仪,她不许“花露嫂”参加;悲愤的“花露嫂”拒绝透露那份存疑的“遗嘱”导致林寒露再次因平伯母间接遭受经济损失;林寒露没通知平伯母来参加孙女婚礼,主动登门的平伯母以陌生人的身份被狗咬伤进而加重了暗藏的病情,不久后孤寂离世。

从创伤经验和原生家庭模型等方面进行人物形象分析,平伯母和“苏大强”确有共性,而在更大的文学范式中,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一种肇始于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道德变革和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性转型问题首先值得关注。被侮辱、损害的乡村女性形象在各历史时期的文学文本中反复出现,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从中挖掘出极富启蒙性的文学主题。稍作提示,乡村人物形象历经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再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的新写实、新历史写作,并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乡土叙事和“底层文学”中趋于兴盛,诸种立场下的文学叙述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而面向当下更为充盈的社会生活、更多元的社会文化以及转型中的乡土现实,这一重要的文学形象资源如何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确立恰当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姿态,如何书写农民形象,尤其是如何书写乡村女性形象,并以此抵达现代性叙事及其意义诉求和具体反思,便是《平伯母》一类小说带来的重要思考维度。

起初,平伯母也没有多爱鲍庆山。相貌中下的鲍庆山是最为普通不过的配偶,而等他担任村治安主任,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男性甚至化身为乡村的律法时,平伯母才由崇拜萌生爱意——故事由鲍庆山男性主体身份的重建来开启,而这一介于暧昧边缘的既可疑又合理的社会身份与平伯母这样的乡村女性的悲剧处境已然合谋。平伯母身上的乡土经验、底层经验塑造了其性别变量的介入方式,“庆山伯父弯着腰,看了好久,看得浑身战栗。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天天要睡在他身边,在同一张床上,要是哪一天她的剪刀对准的不是那些衣服,而是他的身体……”而将性别身份前置于地域、阶层等经验,使三者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简单呈现为乡村女性处理问题时的歇斯底里,也是绝大多数乡村女性难以进入女性主义和现代性叙事视野的关键症候。

相较于平伯母,“花露嫂”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意味,“每次只要她一来,就要把庆山伯父给带走,还留下一股浓郁的花露水加狐臭的味道。”类比欧洲小说中的气味描写,人物自身或周围事物的气味和人物的阶级属性互相映照:中产阶级女性、中产阶级下层和下层社会的上层群体是可以发出气味的人物,因为他们本身和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提供着可被识别的气味,而脱离了生产和商业活动联系的中产阶级上层群体的男性则一般不发出任何气味。尽管“花露嫂”的气味特征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气味描写来诠释她的形象和性格。一方面,她身上有着原始自然且令人反感的体味;另一方面,她又以精心涂抹的人工香味来吸引男人,并于举手投足间形成浪漫诱人的整体气息,“花露嫂也有五十多了。在农村里,活到这个年龄已经算很老了。在这个村子里,有比她年轻的女人,有比她漂亮的女人,也有比她富有的女人,但她可能是这些女人当中活得最自我、最自信、也是最有姿色的一位。”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性意味来全然合理化人物身上的非道德因素,正如处于全知视域中的“我”作为叙述者在小说中坦言:“我忽然明白,庆山伯父为什么选择了花露嫂,可又对平伯母充满同情和怜悯。”而这一态度也恰好映衬了乡土小说中被普遍书写的法律“边缘观”——“平伯母多次去找村书记,又找村主任,让他们管管这件事,但就是没人站出来管。他们每次都对平伯母说,这种事情不好管的,再说也没有证据。”“从法律来说,她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什么,她还是他的妻子,他也还是她的丈夫。他们没有办过离婚手续,虽然当初也没领过结婚证。”——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寻这一观念的历史脉络,例如明清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无讼” “厌讼”“惧讼”心理,“无讼”观的实质在于官方正统和士人阶层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理想与追求,而“厌讼”“惧讼”心理则主要反映出平民百姓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的局限性。这一矛盾的大小两面具体到《平伯母》中的鲍庆山身上便是治安不自安,这既可从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做深入探讨,又指向了乡村政治权力私有制结构的特例,平伯母的个人悲剧也由于缺失的乡村制度建设而贯通于乡土小说普遍观照的共性。

至于平伯母的儿女,被迫见证了父亲出轨离家、母亲持续崩溃的家庭破碎史,日日受窒息氛围的笼罩却又逃而不得,到哪里都没有家的感觉。平伯母尽管是苦了一辈子的可怜人,但她仍然属于那些受伤害和折损的乡村女性形象,是沉浸于旧事而断然放弃生活并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并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旧”形象——养儿养女养的是自己的复仇欲,说到底还是自私的交换——这也难怪在平伯母儿女的身上会出现类似的青年成长和身份认同焦虑。而从小说的内部逻辑分析,平伯母的悲剧性命运是否是必然?

以原生家庭系统和创伤叙事理论来审视,平伯母儿女身上卑微的自我价值感和初阶的自我分化水平无疑都能成立,因而他们在心理上极其渴望逃离,并主要依赖从家庭以外的重要他人(配偶)那里获得亲密关系来作为逃离的办法。然而,如此的逃离,其结果只能是逃而不得,人物的深层心理既无法由此抵达疗愈和希望,逃离行为还成为人物情感彻底决裂的催化剂:旧有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人物与原生家庭生活的表面性隔离也不可能使其获得真正的独立,这也是平伯母的儿子天赐对媳妇林寒露听之任之的根本原因。缘此,平伯母对生活的绝望感不断加剧,最终陷入生命状态的极度低潮而走向灵肉的双重消亡。

起源于现代性暴力的创伤叙事,事件因素会以记忆和心态史的形式留存,因此受创主体的痛感往往在家庭生活的波澜中趋向于代代相传。也正因如此,我们恐怕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此即,在心理学的学科领域和文学的人文关怀场域中,从未断绝过与创伤和解、复归于平静、重建生活内在秩序的温暖可能——假使平伯母的儿女能够直面创伤、与创伤达成和解、重构平静稳固的家庭生活,平伯母是否能够得到稍许的救赎?相较于受创主体及其创伤事件的延展和重复叙事,与创伤达成和解或许才更能沉淀起文学的精神力量和人文价值,而这也可能成为小说观照现实的更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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