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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从独特的视角“发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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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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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7-04
 

最早是在《小说选刊》上读到了肖勤的《暖》,感觉这是一篇很独特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但视角很特别,它写的是小等这个孩子的艰难处境,但没有像同类题材的作品那样强化社会性因素,而是将之置于一个特殊的情境之中,营造出了一种诡异而令人恐惧的氛围。这包括奶奶的梦魇、庆生努力克制的情欲、山林雷雨的威吓以及小等最后无家可归的困境等,这些因素将小等的心灵感受意象化,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处理题材时的独特艺术方式。后来我才注意到,肖勤是一位贵州作家,我曾经去过贵州,在那里的高山峻岭中穿行时,可以看到白云出岫,烟雾缭绕,当时我想,如果这里出一位作家,肯定会与别处不同,在肖勤的小说中,我看到了这种令人期待的不同。这种不同当然不只是地方色彩与地方性知识,而是在于,作家可以拥有不同于别人的一种视角,一种独特的感知世界与呈现世界的方式,进而他(或她)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肖勤的不同不仅在于她来自贵州,还在于她是仡佬族,现在还在担任着一个乡的乡长。这些地区、民族以及职务上(与专业作家)的差异,深刻地影响到了她的小说的色彩、语调以及风格等各个层面,她的小说也通过对这些独特性的呈现,通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在关于《暖》的创作谈中,肖勤说:“我工作在基层,‘三关’工作是近年来乡镇增加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爱留守儿童、关心外出务工人员、关怀空巢老人。……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是自己曾经遇到的那个老练地谩骂攻击计生工作人员的六岁小女孩,当我们走进她家时,她保护着年老的祖母,自己像一个最粗野的村妇似的坐在院坝里,抱着手、翻着白眼破口大骂。”可以说,正是现实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忧思,为肖勤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与素材,而她的小说也以艺术化与典型化的方式,引起了更多人对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在这里,乡长这一职务与作家的身份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而这也正是“人民文学”的传统,在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良性互动,而今天,我们可以在肖勤及杨守知等作家身上,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的延续。不仅在《暖》中,在小说《金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肖勤对现实的独特经验与独特理解,小说写的是一个上访户与政府的关系,我们惊讶地看到,在二者之间出现了一种帮助上访户向政府施压而从中渔利的职业,他们消息灵通,配备齐全,手法多样,“一次次,在赵德的安排下,郑老四像一个偷袭的战士,不断成功越过侦察的哨兵,直奔市、省,最后,郑老四的目的地开始往首都北京延伸”。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当下乡村中复杂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表面现实之下细微的皱褶,而这则得益于肖勤对乡村的熟悉与了解。

在《寻找丹砂》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对肖勤的影响,丹砂、鬼魂、跳傩等带有民族特色的事物与仪式,不仅展现出了民族意识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而且在艺术上也充满了神秘诡异的色彩;而在《霜晨月》中,修路与迁坟的矛盾,不仅涉及父子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而且也涉及这个“寨子”中的人对生死的独特态度。在对这些矛盾的捕捉与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肖勤与众不同的艺术眼光。

在《好花红》《云上》《我叫玛丽莲》这三部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肖勤的独特之处,以及她在不同艺术方向上的努力。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表现了作者对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命运的关注。《好花红》的主人公花红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即使她生长于深山之中,也被深深地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之中,亲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革命,战争,地下工作,她的命运跌宕起伏,而最后,她与她所深爱的苦根在一种意想不到的场合相见,而又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结束,读来令人扼腕叹息。这篇小说在历史风云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中,写出了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不只如此,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而且看到了“地理”——湄潭县和大娄山,大娄山的深山密林和湄潭县的革命风云,构成了这个小说的重要部分。它们不仅是故事的场景,而是作为有机的因素,形成了这篇小说的特殊气息,让小说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生命。正是在对这种极具地方性的风景与人物的描述中,小说才获得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

《云上》所写的是一出人性扭曲的悲剧,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坚强的乡村女子何秀枝如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她如何从一个村子的“救星”转变成了欺压者,如何从一个自强的女性转变成了镇党委书记王子尹的“情人”,然后又一步步走远,她要挟失手打死她儿子的岩豆家,最后她让岩豆的姐姐荞麦,一个像她当年一样漂亮的山村姑娘,去为王子尹“献身”,以实现自己转为正式干部的梦想。她的计划在镇长黄平的侦查下失败了,但是她也毁了荞麦的一生。这个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中隐藏着巨大的能量,这既是一个人性的悲剧,也是乡村现实中的社会悲剧。这一悲剧既来自于何秀芝人性的扭曲,也来自于以王子尹为代表的乡镇干部的为所欲为,以及村民们的无知——荞麦不知道过失杀人不需要偿命,才拿自己的清白去换弟弟岩豆的生命。而小说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也同样引人深思,当黄平告诉荞麦上述“真相”时,荞麦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她明白了所付出的一切原来并不是必要的,只是一种利用与羞辱,于是跳崖自杀了,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主观上的启蒙与拯救并不一定能为当事人带来解脱,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精神负担,这也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这篇小说在多重矛盾之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引人思考的故事,小说中对山村风景与人物的描绘,对乡镇干部生存状态的把握,都真实而具体,而小说的构思与故事的推进和转折,也显示了作者驾驭题材加以艺术化的能力。

《我叫玛丽莲》写的同样是一个来自山村的女子孟梅,她来到城市,成了一名风月场合中的女子,化名“玛丽莲”,小说写了她对山村与城市不同的情感,写了她在城市不同男人之间的辗转,她隐藏得了绝症的秘密,继续卖身,只为了家乡的母亲与弟弟,而最后,她所遇到的唯一一个真心待她的人也不知所终,她临终前,所能做的只是在墙上写下“亲爱的,我不是玛丽莲!”——她并不认同这种身份,而想要重新成为纯洁无瑕的“孟梅”。作者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写下了对这个女子命运的思考。小说中洋溢着对故乡那个山村的思念之情,这与城市中残酷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主人公不仅在身体上备受男人与病痛的双重折磨,而且在精神上也备受煎熬,小说写出了这一代青年女性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故乡风物的情感与描绘,以及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风俗,乡镇干部所遇到的问题及其思考,构成了肖勤小说中的不同侧面,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色彩的艺术世界。而这些则来自肖勤自身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处境,来自于她的“独特性”,她正是在执着于个人独特性的写作中,才“发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这种“独特性”的追求,对于作家来说未必是自觉的,在有的作家看来,甚至可能是“土”的或“旧”的,是不符合流行的美学潮流的,但是一个作家只有在对个人经验的发掘中,才能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才能创造出一个作家独特的艺术世界,舍弃了自身的独特性,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根”,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无法创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也无法为我们的文学提供新的美学与经验。我想,这正是肖勤小说的价值之所在,也是她所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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