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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创作谈:关于一部“盲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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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收获》杂志
作者:石一枫
发布时间:2017-05-22

 

谈一谈写作《心灵外史》时,企图涉及的问题,以及实际遇到的问题。

构思的初衷来自于层出不穷的貌似“与信仰有关”的古怪事件:这边儿演员坐床了,那边儿麦当劳里打死人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事情看似跟我们关系不大,但好像也和现实生活有关。比如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能总结出一张身边某类妇女的扎堆儿路线图:最初是在遵循“大师”的教诲采纳吐气,打通任督二脉甚而上通宇宙神明;后来改为大搞地下资本主义,既神秘而又精神亢奋地口吐莲花,拉拢你和她们一起去贩卖牙膏鱼油花蜜粉;经历了短暂而热烈的红歌阶段,最近才演变成了广场舞。广场舞的动静虽然最大,常常大到扰民的地步,但却变成了某种国泰民安的象征——却也最形而下了,相当于作家从“寻根文学”直奔“下半身”。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个特别不好的风气,就是没事儿老爱拿老太太“打岔”——其实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用另一套标准分析,多半儿属于弗洛伊德病例的中国翻版。将这些综合考虑,似乎是能写点儿东西的。

按照我一贯的着眼点,又既然是当下题材,那么它大体上还应该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而非高蹈的、号称奔着灵魂去的“精神写作”。这也许还跟我们民族不问鬼神、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有关。别跟我说聊斋西游封神榜,那些作品打着“神仙的名义”其实还不是“人民的名义”——终归也就是一“名义”。然而毕竟牵扯到了人的精神领域,我仍然得把“谈玄”与“务实”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这体现在小说里的两条线索,一条是实线,讲两个主人公之间的纠葛,一条是虚线,讲人们“想要相信什么但却没得可信只好逮着什么信什么”的荒谬悖论。但这时又有新的问题:实线的逻辑链条能否主导虚线,或云已然成为文学领域里的“政治正确”的温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否能够替代哪怕是弥补人物终极领域的困境?有了现世的“浓浓的人情味儿”,我们是否就不用眺望彼岸了?具体到小说的结尾,我是否需要一个温暖的团圆的结局?这些问题仿佛类似于鲁迅应不应该在夏瑜的坟前加一束花,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问题。本着自以为真诚的态度,我认为人在两个维度里的需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也还没达观到把“活着”本身当作终极意义的境界。本质上,这篇小说仍是不甚成熟的考虑结果。因此某次跟十月文艺的韩敬群老师聊天,他说不妨叫做《心灵外史》,外史不是正史,符合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合适。

另一个问题在谋篇上。小说初稿接近二十万字,发表之前,《收获》的程永新老师提议删掉几万字,因为杂志只能容纳十五万字的篇幅。哥们儿也是当“编鸡”的,知道拿版面说事儿,一种可能真是版面的问题(比如我在《当代》干活儿的时候删减过的作品,我这么说很狡猾吧),另一种可能就是给我留着面子呢——要真写到删无可删的份儿上,版面就像乳沟一样,男人也能挤出来。我觉得这篇小说面临的处境肯定是后一种。既然学艺不精,那该删就删,切忌沦为矫情——明明就是个瘦身,非要夸张成阉割——有本事拿两个版本给读者比比,群众没准儿会刻薄地指出:“阉就阉吧,您也就是个宦官之才。”而把初稿的《心灵外史》去掉几个收得并不漂亮的支脉,留下主线再看,这篇小说的效果还真比原来好得多。可见不光是版面的事儿,相当于帮我提高了。出单行本的时候,我仍然倾向于用《收获》上的版本,顶多还原几句自以为是的“精致的下流”。

以上是这篇小说从构思到成稿过程中的几个环节。翻回头去再看,最主要的感触恐怕还在小说这个文体所应该具有的两种特质之上:现世的关照和高远的遥望。前者似乎更可控,也更力所能及,后者虽然不可或缺,但人人选择的遥望方向却又不同,本质上难以调和,因此只能说,有就比没有要强。就像我们这些无信仰者绝对没有资格嘲笑、怜悯小说中“大姨妈”的精神状态,因为谁更可悲还说不定呢。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现居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5年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原创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译作有《猜火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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