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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钱小惠同志(1928.2——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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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7-31

耕耘小记

(钱小惠作于1992年2月)

 

    第三个孩子我是不曾见面,

    他出生的时候就在我这流亡的期间,

    假使我牺牲在敌人的面前,

    那我终此生也不曾和他一见。

 

  这是1928年5月28日,父亲在上海写的《述怀》(刊于诗集《荒土》。两年后,诗集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普罗文学”罪名查禁)中的一段。可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三个多月,就成了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与文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然而,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条多么艰难、不平坦的路。

  我不是一个“幸运儿”,也不是一个天资很高的人,我的身上没有多少“文学细胞”。战争早早打断了我的学业,一切得靠自己学习,在实践中摸索、钻研、锻炼。

  生活是一部浩瀚的大百科全书。

  “一二八”战火中,我仅三岁,就成了“小难民”。

  七岁,因父亲从事革命,与祖父、母亲、姐弟被关进牢狱,成了“小犯人”。

  十一二岁,在舞台上,成了“小演员”。

  十三岁,不愿当亡国奴,投奔新四军,成了一名“红小兵”。

  起初,在服务团少先队,提着石灰水桶,到处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后来,拿起木刻刀,给报刊刻木刻。办画报。扛着云梯,爬城墙,在光复的县城城门旁,画领袖像、大壁画。

  经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1947年3月,哥哥钱毅在准安前线被俘不屈,壮烈牺牲,给了我很大震动。为继承他未了的事业,我放下画笔,开始走上文学之路。

  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中,我和同志们北撤山东,渡海来到大连,在甘井子工业区,开展工厂文艺工作。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在荒凉的老龙头海滨,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啃着窝窝头,发扬了高度的献身精神,他们把车间当战场,把机器当枪炮,困了睡在机器边,醒了爬起来接着干,连假日都忘了。在这种忘我精神的感召下,我写出了《铁工厂长》《小工友林玉川》。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我参加了会刊《文艺报》的工作,进一步经受了革命文艺的洗礼。

  会后,开始深入天津机务段,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在震撼人心的汽笛声中,我和司机、司炉们坐在猛烈颤抖的火车头上,好似骑着一匹脱缰的野马,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怀着火热的激情,我写下了《死车的复活》《“蘑菇组”是怎样变好的》一组报告文学。《死车的复活》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

  接着,到丰台机务段和西直门机务段生活。在“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竞赛热潮中,生产纪录日新月异,新人新事不断涌现。为了反映工人们勇于创新、力争上游的精神面貌,先后创作了小说《突破》、报告文学《上煤》等。

  在下厂过程中,虽然和工人接近了,我总感到自己是“临时户口”,有“做客”思想,不能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每当想到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我感到应该走党指引的路。但在思想中也有激烈斗争,就是要这样做,就必须和个人原来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一刀两断。一些年来,虽深切感到在小知识分子生活圈里,人际关系,不如工人阶级朴实、坦率、热诚,生活也不如工厂丰富多彩,但一旦要彻底改变多年已适应的习惯、生活,心里总有些犹豫、留恋。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终于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毅然将家搬到远离城市的厂里,连户口都迁了去。

  为了“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写得很少,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厂,老工人多,血统工人多,有的三代、四代都在这儿生活。多年形成的产业工人的传统、阶级特点、思想感情,与其他行业或一些新厂有很大不同。各种类型的工人性格,人际关系,生动的语言,独特的生活习惯,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有力地吸引了我。

  “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在工作中,我有意识地注意学习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更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不认为“改造”是丢人的,也不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不需要“改造”的。

  今天,“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应该以主要精力,去描写、反映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斗争。这种广阔的天地,比个人“自我”的小圏子,要复杂、丰富、生动得多。

  二十多年来.我和工人们一起经过无数风风雨雨,有辛酸,也有喜悦。工人们没把我当“客人”,什么事都找我,什么话都对我说,连“悄悄话”都不瞒着我。我感到自己真正成了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对工厂,对工人比以往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社会,对生活,对怎样做个正直的人,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认识到革命、建设的复杂、艰巨性,认识到识别一个人的不易,认识到追求真理要经过多少反复和斗争。

  在这里,我结识了下厂生活的魏巍同志。“二七”罢工的英勇牺牲精神,感动了我们。经他提议,我们一起创作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后由南京市越剧二团改编成越剧演出。

  此后,受邓中夏夫人夏明同志委托,又共同创作了传记文学《邓中夏传》,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此外,也写了一些报告文学、散文。

  我忘不了调离工厂那天,“二七”老工人及退休老工人热情地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有的年已八九十岁,还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赶来,使我十分地感动。后来,厂里同志告诉我,爱厂模范、老工人吴清玉去世前,曾多次念叨我,“二七”老工人左士俊临终昏迷时,还呼唤我的名字。

  多年来,我仍保持着与工厂的联系,经常去厂子看看。厂里有些大的纪念活动,也通知我去。这些年,厂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盖了许多新厂房,宿舍区的平房,大都变成了楼房。特别使我感慨的,是老职工一批批退休,每年总有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他们默默地劳动了一辈子,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数不清的新工人拥进了工厂的大门……

  一个时代结東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近年我写了不少怀念、追忆革命老一辈的文章。我深深感到,将要从历史舞台上消逝的老一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伟大、杰出的一代,他们进行了那么光辉、英勇的斗争,付出了那么巨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品德,是祖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永远地纪念他们。

  在文艺战线上,我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革命的火车头上,我愿意永远当一颗螺丝钉,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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