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对峙着两道黑色的巨大城墙，将演员夹在中间，显出人生的渺小和无奈，也似乎在彰显着先秦那种凛冽的气质、狞厉的美感。这就是林兆华导演的《刺客》给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粗糙、原始和极简。但是，随着演出的进行，舞台上的那种先秦气势和美感却在逐步消减；虽然编剧宣称要让戏剧“纯粹”一次，但是，在近2个小时的演出中，我们却发现：在反讽、嘲笑、解构太多的当下，戏剧要“纯粹”起来，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终于等到豫让心满意足地死去时，留给观众的却是诸多的遗憾。
    首先，单薄并不能等同于纯粹。由于缺少对人物精神层面的关注，主要人物的心灵世界都过于简单、缺少相互之间真正的较量和碰撞，从而使剧本本身的“内容”明显不足，以致舞台呈现出“戏”在跟着“情节”走的趋势。这也是由于导演在重视了要营造真刀真枪的搏杀感的时候，却刻意用风格化来避开人物心灵之间的角逐和较量。这样，虽然演出节奏流畅，却使全剧失去了“烈”的力量，留下更多的则是“惨”。
    “执着、坚守”构成了豫让生命中的主题，他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了一个完整而自足的世界，至死不渝。因此，豫让的选择，与其说是出于“重名轻生”的刻意，不如说是遵循了内心的召唤、顺从了自我的内在本性；对于主人公来说，失去信仰、失去自我，才是最为可怕的。也许，能够最终坚守的人，也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源于——他选择了决绝的同时，也就永远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也许，先秦古人那份专注、坚持和操守，如果能鲜明地体现在剧中人物的不同特质上，并不断激发自身及相互间全部的生命活力，那么，也许《刺客》的呈现将会是另一翻广阔的天地！
    人物虽然要各有自己的缺点和特色，但实际上，纯粹的心灵，本应是剧中人物们所共同拥有的特质。遗憾的是，主创们似乎也并不相信豫让这样的执着的存在，甚至将“义”简单化地等同为“义气”，完全以今度古。的确，那种因为纯粹而洋溢在人心中的幸福感，也正是我们现今的艺术界乃至全社会所缺失的。就在这日益浮躁的社会氛围之中，中国人似乎渐渐远离了对艺术、对生命、对自然等的敬畏之心。
    而且，在元杂剧《忠义士豫让吞炭》中，突出的是“忠义”；《刺客》则强调的是“义”和纯粹。在元代，由于经历过赵宋的亡国之痛，使元杂剧不用更多地解释，就可以赢得共鸣；而在现今的社会，主创们需要为主人公的行动给出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而不应仅仅是反复强调其“重名轻生”的“时尚”。
虽然作为一出大剧场的戏，剧本略显单薄，但是全剧的风格仍然力求粗犷，从某种意义上说，颇有些类似于法国戏剧家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的意旨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叙事。但是，越是这种将演员符号化的导演风格，就越是需要演员既具有话剧演员的丰富内心、又兼有戏曲演员的形体功底，才能切实表现出那种灵动的韵律、实现导演意图。这，无疑也妨碍了全剧的呈现。
    此外，与以往元杂剧等同题材的老戏不同的是，林兆华先生试图在剧中对“知己”、对“英雄”、对“历史”提出自己的质疑，希望观众去思索。不过，虽然导演技巧圆熟，但是在“崇高”还未完全搭建起来的时候，又如何去颠覆呢？而用游民的暴行来作为结尾的刻意，反而更显出了处理的简单化。
哲学家说：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那么，就在中国戏剧人纷纷改编《春琴抄》、《赵氏孤儿》、《刺客》等激烈、极致的故事题材的时候，对于这种热衷，才更值得我们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