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写过现代文学的文章，编过教材，后来兴趣转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由于“转行”，我近年特别怕见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担心人家表面客气，心里却对搞当代文学的“不以为然”。这是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发现和利用“文献资料”被看作是基本功，受到普遍重视，研究者的文章多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相信自己那才是“学问”。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能就有点怪怪的，因为“批评”毕竟是这个领域的显学。因此，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对自己做点“辩护”，意思是不要轻看“资料”整理的作用。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说过，虽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同属文学“本体”的研究，但它们又可以说都是一种“文学批评”，即使声称“客观”、“公正”的文学史也包含着批评的眼光和选择。 这样，“资料”整理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本身所包含的“批评性”是无可置疑的。
    据我有限了解，当代文学的“资料”整理工作，确实比现代文学薄弱得多。这20多年间，能够查找到的，主要有1979年扬州师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内部发行）、茅盾、周杨和巴金等人任顾问、1988年前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洪子诚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卷》（两卷）、杨扬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和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几种。还有一些零星的“争鸣”资料、文坛回忆录，以及规模和影响都较小的丛书等。我们得承认，它们都费时很多，规模浩大，实属不易。我的讲演，不是要对它们再做一次“书评”，而是以它们为对象，针对不同丛书的变化和调整，来观察作家作品的筛选、读者的遗忘和重新激活、资料整理语境化以及历史对它的再叙述这样一些问题。同时说明，“资料”整理不单是收集“客观”事实，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批评”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建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不仅是作家创作层面上的“三十年”，同时也是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叙述的“三十年”，“资料”整理就是其中一种有意味的叙述方式。
 
一、作品筛选、历史遗忘与激活

    从一般文学常识看，文学批评总是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前面的，它担负着作品经典化、作家排名和规划文坛格局的特殊任务。通过批评的第一道“筛选”，“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名单被初步确认。但作为读者，我们的阅读会经常处在与“同时代”作品几乎“同步”的状态，所以容易受思潮摆布，而且比较个人化。那么，它就需要“权威”批评家来引导，指出哪些是“最好”的作品和作家，于是我们就在批评家所筛拣、指认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形成初步的经典意识。我手头收藏过一些“新时期文学”的“选本”，我发现它们尽管出版较晚，但还是残留着当时文学批评的痕迹。相信编选者肯定希望做到客观，不过当年文学批评对一些作家作品热烈的肯定和认同，也一定在他们脑海里积留下深刻印象，沉淀成对那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所以，即使是多年后出版的“文学选本”，仍然可能是文学批评的结果。只要我们把《文艺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上海文论》、《文学评论》和《当代作家评论》所“推崇”的“优秀作品”，与诸多“选本”的入选篇目做一对应性比较，会发觉上面所述并非妄猜。为把分析做得更加周密和可靠，我来比较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选本。前一类出版于1983年11月至1986年9月之间，分别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1981—1982•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上、下卷，版权页为“1983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版权页为“198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4年短篇小说选》（版权页为“1985年3月”）、作家出版社的《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两册，版权页为“1986年1月”）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新小说在1985年》（版权页为“1986年9月”）；后一种1999年9月出版，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十二卷，版权页为“1999年9月”）。前类“选本”选入的，有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王蒙的《相见时难》、王安忆的《流逝》、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汪曾祺的《陈小手》、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阿城的《棋王》、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张洁的《祖母绿》、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蓝天绿海》、莫言的《秋千架》、《枯河》、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公牛》等。后类选本与前类选本出入不大，后类选本只增添了王蒙的《蝴蝶》、汪曾祺的《受戒》、王安忆的《本次列车正点》，其余未变。即使后增添的一些作品，也只是因为发表较迟，所以才没被前类选本收入。这说明，批评家和编选者同在知识分子圈子之中，没有知识分子的同意，即使这二十年社会怎么变化，文学经典的恒久性也是动摇不了的。它还说明，尽管编选者有了很大权力，但他还得严格遵守与文学批评的协约，即，批评家是“经典”的“首选者”。如果把当时发表的批评文章拿过来比较，会证实这种“优秀作品”篇目的经典化是与批评家对作品的明确认定“同时发生”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的。所以我们说，与其说“文学史”是由“作家”创造的，它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只有经过了“批评家”的参与和认可，这种“文学史”才会被看作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史”。没有批评的“筛选”，这个“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即读者对“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历史遗忘”问题。我们知道，除非像诗经、唐诗宋词、托尔斯泰、红楼梦这样一些“伟大经典”，存在时间较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一般都不可能被“几代读者”牢牢记住。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对当时作家和作品的“遗忘”和“误解”便很容易在读者和研究者中产生。比如，谁能总是记得几十年前的这些东西？人们，尤其后代的读者，总是会因为别的事情的打搅而逐渐忘掉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我说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而确是事实。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参加一个会议，碰到在那里担任教授的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闲聊中，他用带点伤感的语气对我说，他的作品“60后”读者都知道，“70后”可能只知道一点，但“80后”究竟是否知道就很难说了。我相信梁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出身于复旦中文系，受过正规文学史知识训练，不会像有的作家那样盲目迷信自己作品会“流芳百世”。梁先生的意思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时代”。这对我震动很大。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有一个著名观点，叫“作家的世代”，也是这个意思。通过对18、19世纪英国、法国几代作家“年龄史”的统计学研究，他认为，一般作家20、30岁左右步入文坛，“在40至45岁时到达最高点，然后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直至70至75岁。”不过，很多优秀作家的“黄金时代”都在一、二十年之间，然后他们会逐步退出公众视野，并被世人遗忘：“一位作家的形象”，“几乎近似于他40岁左右给人留下的那个样子。”为此，他列举了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里瓦罗尔、贝朗瑞、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和缪塞的例子来加以说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速的“作家更替”现象呢？他认为是由于“历史事件”和“文坛规律”这两个因素：这个作家“群体”在“某些事件中‘采取共同的立场’，占领着整个舞台”，但他们的文学命运最后又得受制于“变动的政治事件——朝代的更替、革命、战争等；另外，“文坛规律”也不能小看，“历史性的考验所作的筛选针对壮年人的作品，尤其是老年人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淘汰，让位给年轻人的作品。”“当上一代的主力军超过四十岁，新一代的作家才会冒尖。”
    对这种文学史现象的分析确实十分“残酷”，让那些热爱自己心仪作家的读者都有点接受不了。但它对文学史的“资料”整理很有参照价值。其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所有在世或辞世作家的作品，都要经历被“历史遗忘”的过程。有的随着文学杂志进入了资料室，有的选集被图书馆或个人收藏，除非为了研究，人们再很难想起他们（它们）。举例说，在今天，有谁不是因为研究需要而仅仅出于阅读冲动去“重读”在八十年代“兴盛一时”的作品，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或者“朦胧诗”呢？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发表作品后，他要经过两道“历史筛选”：一是当时的“批评”，二是由于时间推移而发生的“遗忘”。人们注意到，年轻的文学研究者，很少有人再重视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路遥的《人生》、王蒙的《相见时难》和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小说。这是因为，孕育这些文学作品的“事件”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在“遗忘”当年“事件”的同时，也就将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几乎“遗忘”个干净。这也没有办法。我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个更加多元和充满矛盾的年代，人们所焦虑的已经不是文学当年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的无根感。所以，不要说让生活在不同历史和文学环境中的“80后”读者对它们产生兴趣，即使连与作品一起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历史和文学环境的“当事人”，也不可能始终保持那种震撼性的体验。这后一种，就是我要说的“同代读者”对“同代作家”作品的遗忘。其实，不单是一般读者，即使受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也只会永远对“新作品”感兴趣，如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贾平凹的《秦腔》等。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时间在我们毫无觉察和不断变化的文学记忆中正在形成某些“等级”秩序：譬如，人们总是认为作家“后来”的作品比他“原先”作品“更为优秀”，作家总是越写越好。这种“文学记忆”实际类似于一种“过滤”，它以过滤“原来”作品为代价来强化对“后来”作品的认同。而这种现象，人们往往是“无意识”的，并不是“刻意为之”的。这才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文学的“遗忘”。
    前面我花去很多篇幅去分析“作品筛选”和“历史遗忘”的问题，这会不会影响到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认定？如果这样，还会不会出现“经典作家”？这种担心肯定有道理，这就是我接着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即如何通过“资料”整理去“重新激活”那些被读者和研究者遗忘的作家、作品，让他们“重返”公众视野和记忆当中。在我看来，这就是“资料”整理的意义。或者说资料整理只有在这种情形中，才会变成一种更有力量的文学批评。但是，我所说的“资料”整理，不是单指机械性的“资料汇编”，它也应包括文学选本、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本科生和研究生作品阅读书目等各个方面，许多人都明白，这些“资料”是通过主观建构的途径才成为了有意义的历史。对于“后代”读者，由于没有经历过那些文学作品产生的年代，不了解当时年代为这些作品营造的“经典化”的知识和历史氛围，他们对“伤痕期”文学经典的认识可能有些模糊。不过，当“资料”丛书将开列的“经典书目”和“经典作家”重新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个“问题”好像就解决了。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等老师编选的大型丛书《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就这样宣称：“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这种“权威性”口气，无疑是在向“后代”读者宣布：他们所编选的是一部非常“真实”的“新时期三十年文学”。接触这套丛书的人会产生一个印象，在许多大学课堂和研究生教学中地位明显下滑的“伤痕”、“反思”作家作品，正陆续在大型“资料”丛书中“复活”。比如，《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从第一篇刘心武的《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到徐敬亚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用139页、差不多占该书三分之一多的篇幅“重现”了“伤痕文学”惊心动魄的“历史”。再比如，《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上》头条文章用的就是季红真当时为“新时期文学”定调的著名文章《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我相信作者对“新时期文学”基本意义的明确判断，会对“后代”研究者的“新时期文学印象”有非常明显的暗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整个新文学文学中，“存在于小说诸多分散主题”中，这种“内在的同一性”，“我们称它为基本主题”。 同样值得注意，一些为人淡忘的作品也在被悄悄“放回”文学史的主轴叙述，它们是：王蒙的《蝴蝶》、《活动变人形》、刘心武的《班主任》、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高晓生的《陈喚生上城》、《“漏斗户”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蒋子龙的《开拓者》、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和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不仅如此，“汇编”还启用了当年评价它们时的热烈字眼，如“对真善美的探求”、“美——在于真诚”、“短篇小说发展态势”和“当代中篇小说所处位置”等。 对我们这些“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在心里多少会觉出它的夸张；但对“后代”研究者而言，他们会相信本来“就是如此”，因为“汇编”不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历史的证明？它“讲述”的文学史就应该是“这样”的。
    以上分析让人们发现，“资料”整理尽管是一种“滞后”于作品批评的文学批评，但经过岁月淘洗，当一些作家和作品在时间里开始失势，并进入“遗忘”的程序时，它却在以一种更为强劲的“后叙述”姿态，显示出在文学史中的特殊份量。其中，一个最值得提到的例子，就是路遥的“复活”。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路遥是被作为柳青的“传人”看待的，他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被看作“农村题材”在“新时期”的高峰体验，后者为此还荣获过“茅盾文学奖”。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鉴于各种复杂原因，没有人再认为路遥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他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经常处在“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当然，关于“如何”评价路遥一直争论不休。我注意到，在王蒙、刘心武、蒋子龙等“现实主义作家”全部“落选”的情况下，“汇编”却独独把“作家研究资料”的特殊机遇给了这位失意作家，这就是孔范今等人主编的《路遥研究资料》。更有意思的是，该资料的篇幅，也明显超过当前某些“当红”作家，居然有57万余字之多。相比之下，贾平凹（54.6万）、陈忠实（53.8万）、王安忆（47.9万）、张炜（48.5万）、韩少功（41万）、莫言（38.7万）、余华（43.3万）、苏童（45.4万）……人们不免怀疑，难道路遥的“历史份量”和“艺术价值”都大大超过了这些作家？它的理由是什么？在对历史“重新激活”的“资料”整理中，评价者使用的是一种“重叙”历史的庄严声调：“五十岁，是人生的盛年，但路遥的坟茔却已是七载枯荣了。”然后他回忆了路遥“贫困”的童年，再与作家的小说创作“接轨”：“这段铭心刻骨的饥饿史，被他几度写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他认为，“正是由于环境和个体内部的现实冲突，使路遥的创作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固有的模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城乡的差距与现实的冲突，这也成为路遥创作的典型情结。”以此为研究方向，评价者发现：“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路遥对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而且坚信，“他们的来路与去路，路遥萦绕于怀，牵挂一生。”为证明上述判断的“真实性”，他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历史“现场”：“一九九二年春，路遥在西北大学作报告时，我曾问他：‘您最爱什么？最恨什么？’他说：‘我最爱劳动者，最恨不劳而获的人。’” 重读这些目的在于“激活”的研究文章，不难发现，在娱乐消费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文化、人们的信念大厦几近崩溃的背景中，强调一个作家创作中的“道德价值”，无疑会增加他的“文学史份量”，使其处在别的作家更为优越、有利和重要的认识位置上。尤其是当“底层文学”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热点”，路遥文学书写与它的历史性相遇，显然会使作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暗中增殖。这也无可避讳。在这样的考量中，关于路遥的“资料整理”绝对不是一项“纯客观”、“纯学术”的工作，而明显带有重新规划“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历史地图的野心。
    当然，“重新激活”也是有“条件”和有“选择”的，并不是所有被文学史“埋葬”的作家作品都能在“资料”整理中“复活”，像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白桦的《苦恋》、北岛的《波动》等等，它们不照样还在历史漫漫长夜里“沉睡”？而无人理睬？这也是需要研究的现象。

二、“资料”整理的语境化问题
    “资料”整理、选择、归类和出版，一般都是在作家创作、文学批评活动的许多年之后，逐渐成为文学史的事实的。比如，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2005）、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2006）的问世，距“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都有一、二十年的时间。“围绕王朔所产生的‘王朔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坛不能忽视的人文景观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许多文学、文化争论，如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人文精神问题、自由写作与个人写作问题、作家‘触电’现象（作家涉足影视）等等的论争都与他直接或者间接有关”，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些争论甚至持续至今。不仅仅是王朔本人的作品及其文学观念，而且也包括那些对王朔的研究和争论”。 但编选者都相信：“汇集一些有质量并且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研究贾平凹的文章，不仅有助于认识贾氏本人的创作，也可以此为线索，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或一侧面。” 它们表明，在经历桥断路毁的历史风浪后，人们希望去重建一个“统一”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但今天看到，“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它作为“整体性”的历史时期来理解恐怕有了很大问题。这一、二十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用“一天一变”来形容我们的时代，恐怕也不算过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地震式的扭动、震荡与重组，对这三十年文学价值观念的撕裂是前所未有的。在人们心目中，几年前的文学现象，就像是那种“恍若隔世”的“往事”。即使活在相同时空之中，大家也都有“同床异梦”这种令人震惊的时代错位感。人们与其在学科话语中“说话”，还不如说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说话”。或者说，“语境”正在“重编”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所谓“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实际上早已经处在被“重编”的文学史状态。“语境”因素参与到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活动之中，它对编选标准、入选作家等等产生了顽强干扰，新的文学意识对编选者态度的影响，也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举例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到1990年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大型丛书中，曾有《王蒙研究专集》、《刘心武研究专集》、《丛维熙研究专集》、《蒋子龙研究专集》、《徐迟研究专集》和《柯岩研究专集》。但到最近两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作家研究资料”中，这些“新时期”知名作家全部消失。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以为它与社会转型对人们社会、历史和文学观念的重大“建构”有极大关系。我们知道，“新时期三十年”，最重要的“语境”就是“走向世界”这一举国战略。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活动都要服从和遵守这一民族振兴的战略。为什么“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的“转变”就这么“顺理成章”？仅仅靠激烈的文艺论战，靠寻根和先锋作家的卓绝奋斗行吗？没有“走向世界”作为它的历史逻辑行吗？肯定不行。进一步说，“伤痕文学”为什么没有发育成熟就迅速走向衰落了呢？如果在这种“战略”提供的历史途径中想问题，原因就非常简单，因为人们认为它仍然属于“工农兵文学”范畴（如李陀的看法），与“走向世界”的社会转型水火不相容，所以必须抛弃。在这种情况下，以贾平凹、张炜、莫言、余华、韩少功、陈忠实、王安忆、苏童等“先锋作家”去取代“伤痕作家”王蒙、刘心武、从维熙、徐迟、柯岩在文学史中的位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编选者没有意料到，就在这种新的历史叙述之中，原先被想像成整体性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明显“断裂”，这种“断裂”不仅出现在“伤痕文学”与“先锋文学”之间，与此同时也出现在两个作家群体中间。这两个文学时期，因为“断裂”而失去了“逻辑”性的联系，评价“优秀作家”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可能在人们的理解中出现数个面貌不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样看，“重编”便不应该被理解成朝着一个方向走的历史的结果，它还会因人们心境、知识、体验的不同而形成“歧路丛生”的文学史认知局面。近年来，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当代文学”的分歧，不是已经在诸多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出现？另外，在“资料”丛书对“优秀作家名单”的调整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建构史”被等同于一个不断被“剪辑”的过程。在一些文学史中，“先锋文学”的文学史篇幅明显扩容，“伤痕文学”被严重压缩，“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被理解成以先锋文学为“主流”的文学期；而在另一些文学史著作，“伤痕文学”的地位并未因“先锋文学”的兴起而动摇，“启蒙论”仍是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唯一历史钥匙。……当然，人们这样做也不能说就没有他们的理由。
    “语境化”对“资料”整理的另一重影响，是“文艺论争”和“思潮”在文学史书写中的被边缘化。去年12月底，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谈到过这个问题。文学所研究员白烨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他发言的大意是，过去文学史把“文艺论争”和“思潮”列为主要叙述内容当然不对，但最近十几年的当代文学史著作都在大幅度缩减它也同样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样，无异是在抽离“文学作品”发表所依赖的历史环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样让学生真正了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最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研究资料，都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我发现，有的在故意冲淡书名的“意识形态”色彩，用“史料选”这种“中性”词汇来代替；有的更愿意编成“作家研究资料”这样的丛书；有的即使有“文学思潮”、“新文学史资料”部分，也不再使用“文艺论争”等“露骨”说法，因为担心“论争”会影响丛书的“学术质量”。以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汇编”为例。“文学思潮研究资料”共计142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册，但1979至1984年5年间文艺论争最激烈的文章，只占上册的二分之一，约20余万字。最醒目者，莫过于虽收入《为文艺正名》、《“歌德”与“缺德”》、《祝词》、《关于“向前看文艺”》、《新的课题》、《令人气闷的“朦胧”》、《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等文，却未收入我们更加熟悉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是目的 人是中心》、《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的崛起面前》、《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现代化与现代派》、《关于“现代派”的通信》、《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  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当前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等……我担忧的是，通过这些文章人们可以读到并亲自体验那个年代令人紧张、惊心动魄的“文学环境”；但如果离开它们，人们是不是甚至都无从理解《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苦恋》、《回答》、《宣告》、《致橡树》、《夜的眼》、《布礼》、《车站》、《你别无选择》、《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绿化树》等作品复杂的文本内涵和原初环境，集聚在它们周边的文学制度、文学成规、读者反应、文学与社会关系、历史转型和精神阵痛等等。必须看到，“文艺思潮”的被边缘化，是近年以“资料”整理为形式的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变化之一。受到八十年代以来“去政治化”风潮的一再冲击，“思潮内容”被许多人认为是严重遮蔽“文学性”生长的陈旧历史形态。但是，也有人开始意识到，在凸显和进一步强化八十年代文学“纯文学”图景的同时，“文艺思潮”也在经历着被历史“风化”的漫长过程，相信很多年后，它终究会变成一片无人所知的长眠的废墟。……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语境化”批评还是“资料”整理者，谁都想尽可能地走进一个更为“真实”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资料”整理者即使意识到了“语境”的压力，也无法脱离它而单独与历史对话，它认为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效性之一，就是避免陷入“资料大全”的尴尬困境。福柯曾提醒人们，历史档案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杂乱无章，那些看似混乱的资料堆积，其实是一种有意图的历史分析。在我看来，这种“历史分析”的意图性，只有到了资料“编选”阶段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一定意义上，“资料汇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反映了编选者整理、压缩或扩充历史想象的叙述意图，代表着他“重构历史”的大胆想法。如此一来，我们在“重读”这些“文学史资料”时所产生的，不仅仅是与历史的“重逢感”，还包括同时被一种陌生感所笼罩的历史惊讶感。我们发现，尽管“材料”都是“旧”的，但是随着编选者把它们搬出图书馆，通过新的筛选程序把它们重新“组装”的历史过程，这些历史材料的陌生化含义，便源源不断地凸现出来。它们与早已经固定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新时期文学”，甚至有了南辕北辙的感觉。之所以会如此，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材料脱离了原来的语境，而与今天的“语境”重新签订了“协议”。
    但不难意识到，“语境化”在压扁或膨胀的背景中重编“资料丛书”的时候，将意味着一个怎样重新认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痛苦和历史浪漫化问题的开始。研究者在参考这些“资料丛书”时，可能还会产生一种历史感觉，好像八十年代只经历了短暂的“伤痕文学”期，一下子演变到“先锋文学”阶段，整个“新时期”一直都在分享“先锋文学”的“辉煌成果”。这就把文学界的痛苦探索悄悄排斥掉了。“历史”如果是这样，那将是这些“资料丛书”本身的问题。我举王蒙小说《布礼》的例子。他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22岁发表轰动一时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23岁被错划右派，1963年去新疆接受思想改造。1979年从新疆返回北京时，他已是45岁的中年人，20多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在社会动乱中被折腾掉了。《布礼》表面是“意识流小说”，作家的叙述也有点“油嘴滑舌”，但它的探索却很严肃，这就是对革命的“忠诚”问题。这个问题是很浪漫的，但又是很痛苦的，你要痴心不改地追求“革命理想”，但“革命”又因为它的过错，对你甚至有不当的摧残性行动。“革命理想”是崇高的，但“革命现实”又是残酷无情的。这是多么“矛盾”的历史命题啊。王蒙探讨的其实不光是纠缠在他个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困惑，他的小说反映的实际是一个中国的“世纪性”的历史难题。试想，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怎么能因为有了“新世纪”，就与上个世纪“革命史”轻易地“脱钩”呢？所以我说，《布礼》实际是一部有很大历史难度的小说，是一部考验一个作家思想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这类题材的伟大作品。我们可以说王蒙写得并不很好，至少处理得不是很理想。但他能动这种“大题材”，胸怀和眼光就不简单，有大作家的气度。在今天这个以“娱乐消费文化”为中心的大历史语境中，同学们会觉得我这个话题很可笑，至少是“书生的迂腐”。现在人们都搞“后现代”、“现代性”什么的，谁还对这种文学的“老题目”感兴趣？这就是我今天关注的问题：即，“革命文学”怎么成了一个“老题目”？它是因为什么“语境”的压力才成为“老题目”的，将它“变成”一个“老题目”，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等等。这都让我很困惑。
    《布礼》有这样一段描写，是说钟亦成被错划右派后的生活，他对革命对他的体力惩罚并不生气，真正“难过”的是把他的恋人（当然也有他自己）“开除”出“革命队伍”这个事实。他抗议道：“难道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量，这么多唇舌（其中除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以外也确确实实还有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诫、真心实意的开导与警辟绝伦的分析），只是为了事后把他扔在一边不再过问吗？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根据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了类别，但这划类别只是为了督促他们几个‘分子’罢了，并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思想。”又说：“好比是演一出戏，开始的时候敲锣打鼓、真刀真枪，灯光布置，男女老少，好不热闹，刚演完了帽儿，突然人也走了，景也撤了，灯也关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不是说要改造吗？不是说戴上帽儿改造才刚刚开始嘛，怎么没有下文了呢？”这些叙述当然有点“油滑”，过于绕舌，我觉得写得不好。但是，当听到凌雪因坚持和自己结婚而被组织开除党籍的消息时，钟亦成毫不掩饰地作出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应：“布礼，布礼，布礼！突然，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这“可笑”吗？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可笑。这实际是一个以“信仰”和“痛苦”做底衬的历史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