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学》杂志社在昆明联合举行“图像时代与文学经典阅读”研讨，与会者呼吁——图像时代，我们仍需要经典

　　《北京文学》从2004年第7期开始推出“文本典藏”栏目，约请知名作家和评论家推介点评中外文学名著。类似栏目在国内文学期刊界至今仍是独此一家。去年这些点评文字结集出版，名为《菊花的幽香》。这本书成了不少家长买回家送给孩子的礼物。问题是，孩子们会看吗？在图像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眼里，文学经典仍是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吗？

　　北京接力出版社副总、评论家黄集伟说:“作为一个父亲，我所能做的是把经典摆在书架上，等待孩子自己有需要去看。但他究竟什么时候会看，会不会看，我不知道，就像我们不知道冬天的第一场雪何时会下？”这番诗意的感伤话，道出了许多家长对今天的年轻人拒绝经典的焦虑心态。

　　 7月17日，20多名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出版家以及相关媒体汇聚昆明，参加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图像时代与文学经典阅读”研讨，对“图像时代”的渊源背景、文化形态及其影响等展开探讨。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在致辞中表示，当我们在思维方式上越来越习惯于图像与图像之间的拼贴时，文学经典带给读者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中，包含着人类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对人生、世界普遍的不懈探索。

　　《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说，对经典的态度，是一种对于文化的态度，对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现在有许多年轻人是不看经典的。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出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和良知，即使声音微弱，但仍需大声疾呼: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经典！

　　图像成为宠儿的动力:现代科技、消费文化和教育体制

　　据黄集伟研究，“读图时代”这四个字在文本意义上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96年。那年广州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自由撰稿人钟健夫为这套书写的序言，题目就叫《读图时代》。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洁非认为，是科技现代化、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和现代教育体制，这三个强大动力，使图像成为时代宠儿成为必然结果。

　　他说，照相技术、电影技术、电视技术、电脑技术、数码影像处理技术，这五大技术进步，先后打开了通往读图时代的大路，每个阶段都把读图时代推进到新的水平和高度。以动画片为例，大闹天宫时代，制作几秒钟影像，可能需要手绘数百张图，而现在，也许只需要在电脑里变动几个数值就成。如此可怕的制造力能不释放出一个图像时代吗？其次，图像时代也是商品经济、消费文化的应有结果:商品经济除了是经济现实、经济现象，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特的有完整自身体系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影像视觉元素的运用至关重要。在强大的商品文化浸染中成长的人，越来越习惯在视觉中接触世界。久而久之，需要进入大脑才被消化的信息，变得多余、隔阂，也令人排斥。

　　李洁非严辞批判现代教育体制对青少年一代成长、文化建构的巨大负面影响。他说，应试教育几乎淹没了每个孩子除了吃睡之外的所有时间。比这更严重更深刻的危机在于，现代教育制度否定独立精神空间、认知世界与自我的意识、广泛的人文关切。学生学习，纯粹为升学、前程和收入。反过来说，读书无助于升学、前程和收入，试问有几人还肯读书？

　　经典缺失，快餐文化泛滥无度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发言颇有点激动。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匆忙、快速的消费时代，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匮乏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大批浅薄、不爱动脑筋的读者，完全没有耐心读经典。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耳朵将无法欣赏美妙的高雅音乐，我们的眼睛将无法欣赏梵高那美丽动人的金黄色。《红楼梦》中，林黛玉因知音不在，断肠焚稿，那些唯美的动人诗句，还有多少年轻人能够体会？我是主张文学要为人生负点责任的。但近年来，我以为这个观点要稍作调整。艺术标准是文学的第一标准。没有这个标准，再多的使命感也无从说起。艺术功能是铸造心灵的。文学经典培养的是一代有趣味、有诗意的中国人。但这一切在慢慢失去。

　　《大家》杂志社主编欧阳常贵在发言中认为，读图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图文书的形象性、直观性和通俗性，带来了阅读的简便和快捷，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其负面影响是加剧了阅读的表层化，培养了一批表层化的读者，使快餐文化走向泛滥和无度。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说，包括经典在内的价值共同体在今天发生了崩溃。经典面临的困惑是必然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重读文学经典？就我个人阅读而言，经典让我明白了伦理、责任和义务，让我明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

　　文化要靠传统的积累来传承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在为研讨会写的书面发言中表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消费性的、即用即弃的时代。很多人慢慢认可了这样一个秩序:满足于流行一阵子，红火一阵子，赚点版税，成为一个名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众偶像。消费市场非常巨大，利润也极其庞大，吸引了无数人投入其中。

　　格非说，呼吁文学经典，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我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呼吁多读中国的文学经典，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受到的威胁太大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岌岌可危。民族的文化传统，恰恰是通过经典之作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在很多年前，张爱玲曾发出警告:中国人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连《红楼梦》也读不下来了。今天，有许多大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阅读量非常少，少到可怜。我在欧洲看到很多普通人，只要一有时间就看书。在法国南部的农村访问时，我发现那里的农民都读过巴尔扎克、福楼拜，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认同。法国人的自信心是从骨子里沿袭下来的。国家的竞争力，国家的强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靠什么来体现？最重要的还是文化，而这个文化是要靠传统的积累来传承。

　　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主任张恬主持。翻译家蓝英年，鲁迅博物馆馆长、评论家孙郁，同心出版社总编、评论家解玺璋，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作家肖克凡，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钟晶晶、程青，评论家邵燕君、李静，还有石一宁、关圣力、韩旭、李景文、赵李红、梅雁、李浩等参加了研讨。　本报记者徐春萍